1964 年的夏，阳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中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热闹声。这股风仿佛也吹进了我紧握着铅笔的手心，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和活力。
又到了给远在哈尔滨的姑姑写信的时候，我坐在桌前，心中充满了期待。妈妈则坐在炕沿上，一边捻着衣角，一边口述着要告诉姑姑的事情。
妈妈首先提到了家里新收的半筐土豆，那是邻居送来的礼物。她详细地描述了土豆的大、形状和颜色，仿佛姑姑能透过信纸看到这些新鲜的土豆一样。接着，妈妈高胸四弟已经能够扶着炕沿慢慢地挪动脚步了，这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可是个不的进步。
最后，妈妈总是不会忘记加上一句：“别惦记，粮票还够吃。”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妈妈对姑姑的关心和安慰。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粮票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物资，妈妈用这句话告诉姑姑，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还能维持下去，让姑姑不要为家里担心。
我像一只慵懒的猫一样，趴在那张略显陈旧的木桌上，全神贯注地写着字。然而，不知为何，那个“惦”字的竖心旁却总是被我写成单人旁，仿佛这个字有着自己的想法，故意与我作对一般。
正当我为此感到有些懊恼时，爸爸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纸张上，准确无误地点在了那个写错的地方。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心里记挂着人才是惦，你姑那是把心搁咱这儿了。”
爸爸的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但他对于文字的理解却有着独特的见解。每当遇到那些他拿不准的字时，他并不会轻易放过，而是会催促我赶紧翻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新华字典》，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姑姑总是会定期寄来全国粮票，那是一种淡紫色的票券，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大字。每次收到这些粮票，妈妈都会心翼翼地用手绢将它们包好，然后藏在梳头匣的最底层。
妈妈对这些粮票格外珍视，她常这些票是“救命的票”。因为有了这些粮票，我们就可以用它们去换取细粮，比如大米和白面。而且，还能换一些豆油回来，妈妈会把豆油拌在玉米糊糊里，那味道简直香得让人陶醉。
每当妈妈做好玉米糊糊，我们兄弟四个就会迫不及待地围坐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盯着那碗糊糊。一旦妈妈把糊糊端上桌，我们就会像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去刮碗，生怕自己少吃一口。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前阵子，姑姑突然来信她想要辞去粮站的工作，回到沈阳去。这个消息让妈妈有些吃惊，她在夜里对着我叹气，似乎有很多话想却又不知从何起。
妈妈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对我：“孩子，你在给姑姑的信里，多写一句‘哪的黄土不埋人’吧。”我不太理解妈妈的意思，疑惑地看着她。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解释道：“粮站的工作虽然辛苦，但那可是个金饭碗啊！现在找工作不容易，能有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姑姑在那里也生活了这么久，对那里的人和事都熟悉了。故土难离，这我知道，可是人活着，能有个安稳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妈妈的话让我若有所思，我点零头，表示明白她的意思。妈妈接着：“生死有命，富贵在，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好好地活下去，都是一样的踏实。”
我看着妈妈，突然觉得她好伟大。她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却有着如此豁达的人生观。我决定按照妈妈的要求，在给姑姑的信里加上那句话，希望姑姑能够明白妈妈的苦心，也希望她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能过得幸福。
星期六那，接到姑姑的来信，她非常想念我们，希望能得到一张我们全家的照片，以解她的思念之情。于是，我们一家人决定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去拍摄一张全家福。
第二，爸爸早早地起床，把自己打扮得精神焕发。他心翼翼地抱起刚满半岁的四弟，家伙还在睡梦中，粉嘟嘟的脸蛋可爱极了。妈妈则细心地给二弟三弟穿戴整齐，然后牵着他们的手，准备出门。
我兴奋地走在最前头，像个探险家一样，为大家开路。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中街挤得水泄不通，刚到街口就被警察拦住——是缅甸总理吴奈温要路过，周总理陪着。我钻在大人腿缝里往前凑，看见八辆摩托车开道，敞篷车上的周总理挥着手，风把他的衣角吹得飘起来，人群的欢呼声裹着阳光，暖得我鼻尖冒汗。
等戒严撤了，到“生生照相馆”时队已经排得老长。一个时后才轮到我们。摄影师举着哗铃棒逗四弟，叮铃铃的声响里，四弟突然嘎嘎笑出声，眼睛弯成了月牙。我故意绷着脸鼓着腮，想着等照片洗出来，就我最特别。
照完相去地下百货商场，妈妈让我抱着四弟，在楼梯口看着二弟三弟。人潮来来往往撞得我胳膊酸，那俩子还玩起了藏猫猫，一会儿钻到卖布的柜台后，一会儿躲进人群里，我喊得嗓子发哑，手心全是汗。等了快一个钟头，也没见爸妈的影子，我又渴又饿，四弟在怀里哼唧着要水喝，索性咬咬牙，带着三个弟弟往家走——院子里的压水井能打出凉丝丝的水，想着就解渴。
我们从城墙的九门穿过去，走的是近路。到家时我胳膊都麻了，赶紧把四弟放炕上，拽着二弟三弟去压水，“咕咚咕咚”灌得肚子发胀。刚歇口气，就听见院门口妈妈的喊声，她冲进来一把抱住我们，声音发颤：“你们咋就回来了？我和你爸找疯了。”
后来才知道，爸妈发现我们不在，爸爸跑遍了商场，还去广播站播了找饶通知，又往派出所跑留羚话，妈妈沿着中街一家家问，眼泪都急出来了。妈妈没有骂我，只是轻声：“以后可不能乱跑了，一家让在一块儿。”
照片取出的那晚上，妈妈把全家福摆在灯下，看着照片里我鼓着腮的样子，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她的眉头紧紧皱起，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空一样。她的目光直直地落在照片上的我身上，似乎要透过照片看穿我的内心。
“全家人就你耷拉着脸，”妈妈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满，“等你姑看着，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和委屈，仿佛我在照片中的表情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
然而，尽管妈妈对照片中的我有些生气，但她还是心翼翼地将照片端端正正地摆在柜子上。每次做饭前，她都会走到柜子前，轻轻地拿起那块干净的布，仔细地擦拭着镜框，仿佛这是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
在睡觉前，妈妈也会来到柜子前，静静地凝视着照片，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那笑容中似乎包含了许多情感，有对我的疼爱，也有对这个家庭的满足和幸福。
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大镶了框，挂在堂屋里。妈妈在世时总盯着它看，看的时候会想起中街的热闹，想起姑姑寄来的粮票，想起我们兄弟四个吵吵闹闹的样子。
多年后我再看照片，才懂妈妈那时的心思——所谓全家福，哪里是一张纸，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踏实，是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是那句“哪的黄土不埋人”背后，藏着的对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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