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星火，已成燎原之势。儒家仁礼之教随孔子弟子周游列国而广传；墨家非攻之术凭其严密的组织与实用的守御技巧震动公卿；法家变法图强之策于魏国初显锋芒；阴阳、名、农等诸子之亦在各有所长的士人间流传不难。思想的碰撞空前激烈，然多局限于师徒相授、或于诸侯宫廷中零散呈现，尚未有一处能容诸家畅所欲言、激烈交锋，以明道统之高下、学之优劣的圣地。
历史的聚光灯，再次投向了东方齐国。
自齐桓霸业凋零，历经内乱与诸公子争位，齐国国力虽不复当年号令诸侯之盛，然其地处东海之滨，鱼盐之利冠绝下，临淄城富庶甲于海内，兼有姜太公、管仲遗泽，文化积淀深厚，民风开放包容。至齐桓公田午即位（注：此时已为田氏代齐后），雄心勃勃，意图重振齐国霸业。然其深知，当今之世，欲称雄下，非仅凭甲兵之利，更需延揽人才，汇聚智慧。
一日，齐桓公田午（史称田齐桓公）召集群臣，议于朝堂之上。
“寡人闻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桓公环视群臣，朗声道，“今观列国，魏文侯用李悝而强，楚悼王用吴起而霸，皆赖贤士之谋。我齐国有太公、管仲之遗风，岂可落于人后？寡人欲效古人，设宫立学，招致贤人，尊宠之。不治而议论，不任官职，但言治乱兴衰，献计献策，以佐寡人，亦以扬我国威。诸卿以为如何？”
大夫淳于髡出班奏曰：“大王圣明！临淄富庶，下皆知。若设学宫，厚其廪饩，卑辞厚礼以招贤士，则下贤者，必将辐辏而至！届时，临淄非惟货殖之都，更为文萃之海，智谋之渊！大王贤名，将播于四海，何愁霸业不成？”
群臣皆以为然。
于是，齐桓公田午下令，于临淄稷门之外，大兴土木，修建馆舍，号曰“稷下学宫”。并布告下：凡诸子百家，有能明道德、显学术者，不论出身，不拘一格，皆可来此。赐之上大夫之禄，不治事而论国事，自由讲学，相互辩难，唯才是举！
此令一出，下震动！
庭，凌霄宝殿。
昊上帝于昊镜中见齐国兴建学宫，颔首道：“田齐此举，暗合道。百家争鸣，需一鼎沸之炉，以炼其精华，去其糟粕。稷下之地，正可为之。传旨巡司，密切监控稷下学宫，凡有妖魔借机蛊惑，或西方教过度渗透，即刻来报。其余辩论争执，任其自然。”
“臣遵旨。”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亦有所感：“稷下学宫，汇聚人气，亦汇聚气运。我教慈悲之念，平等之，或可借此良机，寻得更多有缘之人。可令‘慈悲行者’多加关注，寻机而入，然切记潜移默化，不可强求。”
“谨遵法旨。”
幽冥地府，平心殿。
平心娘娘漠然道：“法家重秩序，兵家重杀伐，皆与我地府有缘。稷下辩难，或可催生其更趋完善。着功过司留意，凡于稷下倡严法、明赏罚、整军经武之贤士，若其魂归地府，可酌情优待，引其真灵转世于法家、兵家气运昌隆之地。”
“领娘娘法旨。”
诏令传遍列国，下贤士闻风而动。诸子百家之代表人物，或为扬其学，或为求取功名，或为寻师访友，或为辩驳异端，纷纷收拾行囊，奔赴临淄。稷下学宫门前，一时车水马龙，衣冠云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各家旗帜渐次竖起，学宫之内，馆舍俨然，论辩之声终日不绝，思想碰撞之激烈，前所未樱
齐桓公田午乃至其后继者齐威王、齐宣王，皆对稷下先生礼遇有加。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慎到、宋钘、尹文等七十六人皆被赐列第为上大夫，享受优厚待遇，却不直接处理政务，专职“议政”、“着书”、“辩”。学宫规模最盛时，达数百千人，临淄城内，“谈之士，期会于稷下”，其盛况空前。
在这一片喧嚣鼎沸之中，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先后踏入稷下学宫，即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首先是一位身着儒服，面容刚毅，目光中充满自信与浩然之气的长者——孟轲（孟子）。他乃孔子之孙孔汲（子思）的门人，深得儒家真传，自视为孔子道统的正宗继承人。其周身文华清气沛然磅礴，隐有麒麟虚影相伴（乃文曲星力感应其浩然正气所化异象），修为已至言出法随、气血贯通的境界。
孟子入稷下，立坛讲学，声如洪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倡“仁政”之，主张“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反对霸道与暴政，强调“义利之辨”。其气魄宏大，辩论犀利，咄咄逼人，迅速吸引了大批弟子，儒家声势为之大振。
然而，墨家岂容儒家独大？不久，一位身着粗布黑衣、面容黧黑、目光锐利如鹰的墨者——田鸠（或为墨家重要钜子），亦率众弟子踏入稷下。墨家尚黑，纪律严明，弟子皆刻苦务实，与儒家文雅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田鸠登台，直斥儒家：“儒家之道，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此乃足以丧下！” 他大力宣扬墨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主张，强调实用与效率，反对儒家繁文缛节和厚葬久丧。
孟子闻之，勃然大怒，立即反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注：此处杨朱学亦开始兴起，主张“贵己”、“重生”，被孟子一并批判） 孟子直斥墨家“兼爱”模糊了亲疏尊卑，破坏了人伦纲常，与禽兽无异。
由此，拉开了稷下学宫内儒墨两大显学空前激烈的论战序幕。双方就“爱有差等”还是“兼爱”、“命”还是“非命”、“仁义”还是“功利”、“厚葬”还是“节葬”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反复的、针锋相对的辩难。辩论往往从学宫之内，延伸至临淄街市，引得士民围观，轰动一时。
孟子气势恢宏，善用譬喻与排比，言词犀利，充满道德优越感；田鸠则逻辑严密，注重实证，以平民视角和现实苦难驳斥儒家的理想化。二者谁也服不了谁，却使各自学在激烈的交锋中得以锤炼、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而学宫之内，远不止儒墨之争。
道家学者环渊、接子等，继承老子遗风，宣扬“清静无为”、“逍遥自得”，批评儒墨皆“有为”太过，失道之本。
法家慎到则强调“势治”，认为君主必须掌握权势，利用“势”来推行法令，与儒家“德治”形成对比。
名家尹文则专注于“形名”之辩，讨论名实关系，其思辨往往玄妙却脱离实际。
阴阳家邹衍更是语出惊人，以其“五德终始”和“大九州”宏大的想象力和神秘性，吸引了包括齐王在内的众多听众，其虽荒诞，却为君权提供了新的命依据。
稷下学宫，真正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思想熔炉。诸子百家在此自由辩论，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各家学得以不断完善、深化、系统化。许多思想家在此突破了门户之见，如儒家吸收法家某些理念，法家借鉴道家之术，阴阳家糅合五行与政治……
齐王则坐收渔利，不仅博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更能从这丰富的思想库中汲取治国谋略，或用以内政改革，或用以外交纵横。齐国国力与文化影响力，藉此再度提升，俨然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
洪荒各方势力的目光，亦聚焦于此。庭“心映司”的灵光、西方“慈悲行者”的低语、地府的秩序感应，皆更加频繁地落于学宫之中的有缘之人身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辩论的方向与思想的演变。
百家争鸣的浪潮，在稷下学宫的推波助澜下，达到邻一个高峰。然而，这思想的空前解放与碰撞，在孕育出璀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必将引动更为剧烈的时代变革与列国纷争。一位主张极端法治、将以铁血手段重塑下的法家集大成者，已在西方的秦国悄然崛起；而一位继承老子道统，将“无为”发展为“逍遥”的道家至人，亦将于南方的江湖中绽放光芒。时代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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