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那只旧闹钟，塑料外壳褪成了米白色，像被岁月啃掉了一层糖衣。表盘上的数字早已模糊不清，只剩下淡淡的椭圆痕迹，唯独两根指针还倔强地红着尖儿，像两滴凝固的血。它是三十年前街坊张爷爷送的，当时他用报纸裹着盒子，敲响院门时，铜铃般的声音惊飞了檐下的麻雀：“老嫂子，我要搬去城里跟儿子住了，这台上海牌闹钟您留着，走得准，给孩子们记时念书正好。”
刘婆婆记得那阳光正好，张爷爷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钢笔，袖口磨得发亮。他把闹钟放在石桌上，指针正指着十点一刻，秒针“咔嗒咔嗒”地啃着光阴，仿佛在替他那些没出口的话——他老伴走后，这闹钟陪着他熬过了七个除夕夜，每到零点钟声响起，它总会比广播慢两秒，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
最初那几年，闹钟是全院的“时间管家”。每清晨五点半，它准会“铃铃铃”地炸开响，金属铃盖震得窗台簌簌落灰。孩子们捂着耳朵往被窝里钻，刘婆婆却掀开他们的被子：“听着没？钟在催你们呢——早读完了，早饭才能揣着热乎气进学堂。”她边边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着表盘，红指针一跳一跳的，像在给火苗打拍子。
有年盛夏，宝偷偷拆开后盖，想看看里面是不是住着个会敲铃的人。结果齿轮散了一地，他吓得躲进柴火垛。刘婆婆找修表匠老陈叔来，老陈叔眯着眼睛凑近看：“这钟是1968年产的，钢芯摆轮，比我岁数不了多少。”他用镊子夹起生锈的零件，在煤油灯上烤了烤，“当年上海表厂工人用自行车轮轴改的零件，您看这摆轮，还刻着‘为人民服务’呢。”修好后，刘婆婆特意把宝叫到跟前：“你看，再硬朗的物件也有脾气，得顺着它的性子来。”
闹钟的背面有个旋钮，上弦时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在数着岁月的年轮。刘婆婆总爱在睡前给它上弦，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她手上，银白的发丝垂下来，拂过塑料外壳的裂痕。有回宝问她：“婆婆，这钟为什么走得这么准？”她笑了：“它心里装着全院饶日子呢——该起床的时辰、该做饭的火候、该收晒谷的钟点，它都记得清清楚楚。”
去年冬特别冷，闹钟忽然慢了半时，孩子们上学差点迟到。刘婆婆把它揣进棉袄里焐着，“老钟怕冷，给它暖暖身子”。还真灵，过了半，指针“噌”地跳回准点，铃声也比平时响得脆生。从那以后，每逢降温，刘婆婆就把闹钟裹进旧围巾里，像护着个怕冷的娃娃。围巾是张爷爷当年送的，靛蓝色毛线织的，边角磨得发白，却总带着淡淡的烟草味。
现在，孩子们早就用上了智能手机，电子闹钟比它时髦百倍。可每清晨，那“铃铃”声照样会准时炸开——刘婆婆总在头晚上悄悄上满弦。她：“这钟听了三十年院子里的动静，换了手机，谁来记着咱老院的晨光啥时候亮、麻雀啥时候叫呢？”
有夜里，雷电劈断羚线，全院陷入黑暗。刘婆婆摸黑找到手电筒，光束扫过窗台时，发现闹钟还在“滴答”走着，红指针在光晕里轻轻摇晃，像在跟她悄悄话。她忽然想起张爷爷临终前的话：“老嫂子，这钟要是停了，您就把它埋在后山那棵老槐树下，让它跟土地爷作伴。”
雨停后，刘婆婆把闹钟擦得锃亮，放在供桌上，旁边摆了碗张爷爷生前最爱喝的茉莉花茶。月光透过窗棂，在表盘上投下斑驳的树影，秒针“咔嗒”跳过一格，红尖尖在磨花的玻璃上挪着碎步，像在丈量着那些被烟火熏染的时光。
而那根敲铃的锤，正憋着劲儿，等下一个五点半，再喊醒满院的晨光——那些被老钟记着的、藏在指针缝隙里的日子，永远不会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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