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是担责与反思。这场浪潮，终究是他亲手推动、寄予厚望的，如今浪头偏了，出了问题，他心里早就默默扛起了那份责任。更让他清醒的是，搞经济远不像在战场上运筹帷幄那么得心应手——打仗他熟，从井冈山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指挥过无数场硬仗，可怎么让工厂多产好钢、让地里多打粮食，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里面的门道太多，他还没摸透。
其实在上山前的一次核心会议上，教员就曾坦诚地：“搞经济？我真不是行家！”他摆着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的自省，“这辈子怕是钻研不透了，年纪摆在这里，精力也跟不上了。要精通蠢，还得看真正懂经济的同志。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这本厚重的经，终究需要真正懂行的人来念，我这门外汉，不能瞎指挥。”后来，这些话常被与会的同志提起，每次起来，都忍不住感慨：领袖能这么实在地自己“不懂”，这份勇气和坦诚，太难得了。
可谁也没料到，在那座云雾缭绕的山上，会议开着开着，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突然袭来。原本要纠偏、要降温的议题被冲得七零八落，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别的地方，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倒没人提了。
刚开始上山那会儿，教员的心情还算疏朗。他站在含鄱口，看着眼前的云涛翻涌，像极了故乡湘江的烟波，心里的愁绪也散了些。山风猎猎，吹起他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衣角，他迎着风站了许久，忽然停下脚步，对身边的秘书低语：“这经济建设的经，比打仗难念多了啊……打仗有章法，有敌人，可搞经济，看不见摸不着，稍不留意就走了偏，难，太难了。”
但他骨子里的豪情从没减过半分。没过多久，那首磅礴的《七律》就传遍了全国——“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字里行间都是他藐视万难、志在必得的劲儿，也让不少像徐诗文这样的年轻人，又重新燃起了信心，觉得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会议前半段，气氛还算轻松，大家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扉话，被称为“神仙会”。总结经验教训时，教员也不避讳谈自己的失误，甚至主动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有深夜，他跟几位老同志围坐在油灯下，桌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水，他推心置腹地：“敢想敢干？冲过头了就成胡思乱想！责任不全在下面，我也有份。我这人，年轻时性子急，总觉得真理独握在手，听不进不同意见；现在嘛，性子压下去些，可跟自己较劲倒是常事了。” 他笑了笑，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有时上半夜还钻着牛角尖，觉得自己没错，下半夜躺下想想，嘿，倒想通了——好多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没考虑到实际情况，害老百姓跟着受累了。”
那段时期的颠簸，深深撼动了这位历经风雨的领袖。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透问题的洞察力，可在经济建设这片新战场上，他却遇到了未曾预料的迷雾——明明想往好处办，想让老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可最后却走了弯路，让大家受了苦，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夜里常常辗转难眠。
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教员回到了北京。在一次重要场合，他的剖白格外沉重，也格外坦诚：“我毛病不少！该钻研的书没钻透，新的学问没学精，搞经济更是刚摸着门边，就敢瞎指挥……但我不认输！学！学到闭眼那为止！总得有点长进，日后见了先贤，见了老百姓，好歹心里踏实些，不至于愧疚太多。”
徐诗文后来从公社领导嘴里听到这番话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教员都这么较真地学，这么坦诚地认错，自己还有啥理由怕困难、怕犯错？那晚上，他在知青日记里写了满满三页纸，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劲：要像领袖的那样，踏实学，认真干，不急躁，不糊弄。
可这话的余音还没散，三个月后，教员就带着一支精干的队伍，南下到了西子湖畔。这次去，目标特别明确：要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懂读透，哪怕啃碎了骨头，也要把经济这门学问搞出点门道来。他在给爱女李讷的信里写道：“已下决心，非把经济学这门大学问搞通不可！不然，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那信笺上的墨迹，仿佛还沾着西湖的水汽，每一个字，都透着对老百姓前路的焦思——他怕自己学不透，怕自己再犯错误，耽误了国家，耽误了人民。
可惜，现实的阻力像厚重的帷幕，没那么容易拉开。因为当时“左 的声音占了上风，主张冷静、务实的人没多少话语权，经济工作里那股“过热”的劲头，压根没真正刹住。教员的反思与自责，像一团沉甸甸的云，依旧萦绕在心头，没散开。
又过了一年仲夏，上海。在一次总结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教员再次直面自己的失误，语气里满是刻骨的痛惜：“错误我也犯了，不少是跟大家一起犯的。比如之前的河畔会议，我点头应下了那个过高的钢铁产量指标；后来在武昌，明明觉得不对劲，却又退了一步，没坚持住；再到上海，另一个更高的指标，我也咬牙扛了下来……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训，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2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初春——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敢真话、敢揭问题的会议，也是一次直面错误、勇于担责的会议。
其实在这之前几个月，教员已经做过自我批评，还特意要求把检讨传达下去，让基层的同志也知道，他也犯了错，也在反思。可因为种种无形的藩篱，他的检讨只在极的范围内传了传，没掀起多大波澜，好多像徐诗文这样的基层知青，压根就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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