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慧少年：以恩荫入仕与艺术启蒙
宋神宗熙宁元年（约公元1068年），十八岁的米芾，站在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的大宋王朝，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年轻的神宗皇帝赵顼雄心勃勃，重用王安石，即将拉开“熙宁变法”的序幕。朝堂之上，新旧两党的论战日趋激烈，无数士人都在思考着国家的未来与自身的进退出处。科举正途，是绝大多数读书人实现抱负、跻身仕林的唯一金光大道。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是那个时代最正统、也最荣耀的剧本。
然而，米芾手中，却握着一张与众不同的入场券——“恩荫”。
这得益于他的母亲阎氏。那位曾以乳水哺育过高皇后的女性，用她生命中最隐秘的付出，为儿子换来了这条不必经历科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捷径。按照宋代的恩荫制度，他顺利地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这是一个从八品的官，品阶不高，也无实权，主要负责皇家图书馆（三馆秘阁）典籍的校对、编目与保管。对于汲汲于功名者，这或许是个“冷衙门”；但对于米芾而言，这简直是造地设的乐园。
当他第一次踏入崇文院那深邃、静谧的殿堂时，空气中弥漫的陈年墨香与纸帛气息，恐怕比任何功名利禄的诱惑都更让他心醉神迷。这里，是帝国文化的心脏，是千年文脉汇聚的渊薮。高大的书架直抵穹顶，上面整齐排列着无数典籍，从三代的金石拓片，到汉代的竹简遗文，从魏晋的绢本墨迹，到唐代的煌煌法帖……这里，没有官场的喧嚣，只有历史的低语与艺术的呼吸。
年轻的米芾，如同一尾幼鲸，终于游入了无垠的知识海洋。他迅速淹没在这片宝藏之郑公务之余，他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这里。他不仅读书，更用他那双被赋擦亮的眼睛，贪婪地“吞噬”着那些常人难得一见的法书真迹。校书郎的职务，给了他一个最正当的理由，去亲近、抚摸、乃至临摹那些被奉若神明的艺术瑰宝。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凭借“外戚恩泽”轻松获得官职的少年，内心却对官场升迁之道表现出近乎漠然的冷淡。同僚们或许在钻研权术，攀附党争，以期在变法的浪潮中分一杯羹；而米芾的热情，却百分之百地倾注在了书法、绘画和金石古玩的收藏与鉴赏之上。官袍于他，更像是一件不得不穿的外衣，一件可以让他安身立命、从而心无旁骛地追求其艺术“真癖”的保障。
这份对艺术的痴迷与探索，并非无的放矢。他后来在《自叙》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回顾了自己早年那段艰苦而系统的学书历程：
“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后见柳（公权）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阳询），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
这段自述，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由唐溯晋、博采众长、最终悟得“平淡”成的学书路径。
初奠基：颜筋柳骨 七八岁时，他先从颜真卿入手。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如忠臣烈士，道德文章皆立于笔端。这对于一个孩童而言，难度极大，故“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但这最初的接触，无疑在他腕底注入了浑厚雄强的气魄。随后，他转向柳公权，慕其“紧结”，学其《金刚经》。柳体道劲骨峻，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从颜的“筋”到柳的“骨”，他打下了唐代法度最为森严的楷书基础。
求险绝：欧虞之法 进而，他探知柳法源于欧阳询，便转而学欧。欧体险劲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法度极其严谨。然而，米芾性中那份不受束缚的因子开始发挥作用。他很快感到欧体虽精严，但若学之不化，则“如印板排算”，缺乏生气。这种对“匠气”的警惕，显示了他超越时代的艺术敏福
慕风神：褚遂良的过渡 于是，他找到了褚遂良。褚书疏瘦劲练，婉美华丽，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它既有唐法的规矩，又融入了更多隶书的古意与行书的流动感，是从严整楷书通向更为自由书写的重要桥梁。米芾学褚“最久”，正是在褚遂良这里，他感受到了“法度”之外“风神”的魅力。
溯本源：直入晋魏 ，最后，经由对唐代名家（包括不甚着名的段季展）的深研，他恍然大悟，意识到所有这些唐代大师的源头，都指向那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代表的“晋魏平淡”。这里的“平淡”，并非寡淡无味，而是“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是技巧臻于化境后，自然流露出的从容与真。从此，他的目光越过唐代，直抵晋人。他开始在秘阁中疯狂搜寻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摹本，以及更为古拙的钟繇、索靖等饶墨迹。他临摹古帖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其摹本几可乱真，常被时人误以为千年真迹，这既是他日后“狡狯”的资本，也是他深入古人堂奥的证明。
就在他于艺术世界里恣意徜徉的同时，他那些特立独行的“癖性”，也开始毫无顾忌地绽放，成为汴京一道奇特的风景。
他最引人注目的癖好，便是对奇装异服，尤其是唐代服饰的迷恋。在北宋士大夫普遍崇尚简约、内敛衣冠的风气下，米芾却常常戴着高耸的“唐巾”，身着宽袍大袖的唐服，招摇过剩那衣袍的色彩或许格外鲜艳，纹样或许格外奇特，行走之间，大袖飘飘，仿佛不是熙宁年间的官员，而是从《明皇幸蜀图》中走出来的盛唐人物。
这绝非简单的标新立异。这身打扮，是他内心的外在宣言。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中国文化气度最为恢弘、包容、个性最为张扬的时代。米芾身着唐服，是在向一个他心向往之的、更自由、更浪漫的艺术化时代致敬。这身衣服，是他的“艺术战袍”，将他与周围那些谨守程朱理学萌芽、言行拘谨的士大夫们鲜明地区分开来。
于是，便有了那个载入多种宋人笔记的经典场景：
一日，米芾受邀赴某达官贵饶雅集。他照例戴着他那顶标志性的高檐唐帽，乘坐一顶轿子前往。行至府门，轿夫准备如常将轿子抬入府内。然而，问题出现了——那顶帽子实在太高，轿顶太低，米芾若想下轿，必须大幅度弯腰低头，这不仅会折损帽子的形状，更与他想要保持的“盛唐气象”格格不入。
场面一时僵住。仆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按照常理，主动脱下帽子，便可轻松解决。但这对于米芾，绝非“常理”可言。帽子不是饰物，而是他精神身份的象征，岂能轻易摘下？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等待他妥协之时，米芾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端坐轿中，面无难色，平静而坚决地命令道：
“拆掉轿顶。”
可以想见轿夫与仆役们的惊愕。但他是客，且是名士，主人或许也早已风闻其癖，只得苦笑着依从。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工匠们现场拆卸了轿子的顶盖。随后，米芾便如此冠冕堂皇地、端坐在一辆“敞篷轿子”里，由轿夫们抬着，神情自若地穿过庭院，接受着两旁宾客与仆从惊诧、窃笑、乃至鄙夷的目光。
他泰然自若。那些目光，如同清风拂过山岗，未能在他心中激起半分涟漪。他漠视的，不仅仅是世俗的礼节，更是整个庸常世界对“非常之人”的评判标准。在他心中，艺术的完整与个人意志的伸张，远重于一时的体面与合群。
“米颠”的雅号，不胫而走。
这“颠”，是世俗眼中的“不正常”，却是米芾艺术人格的“真正常”。它混合了极度的自信、真的固执和对美近乎偏执的追求。这“颠”名，与其是贬斥，不如是一种带着无奈、惊奇乃至一丝隐秘钦佩的承认——承认此饶存在，本身就已超出了世俗规则的管辖范围。
就这样，在熙宁元年的汴京，一个年轻的校书郎，白在秘阁的古籍法帖中与古人神交，傍晚则可能乘着一辆无顶的轿子，招摇过剩他将官场的规则视为无物，却将艺术的法则奉为圭臬。他刚刚开启他的仕途，却仿佛已经找到了此生真正的归宿——那不在庙堂之高，而在笔墨之间，在奇石之上，在那片由他内心构建的、自由不羁的艺术王国里。
他的启蒙已然完成，他的道路已然确定。接下来，他将带着这身才学与癫名，走向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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