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大捷的余晖尚未散尽，朝堂之上便已因田娃那番“先固本，后扩发”的谏言，激起了新的涟漪。皇帝虽准了奏，但谁都听得出来，那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催促。田娃明白，自己必须在这有限的缓冲期内，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否则，圣心转移，并非不可能。
他立刻召集户部、工部、都察院相关官员，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宝钞推行事务协调司”，自任主事，雷厉风行地推进那“三事”。
第一事，理清账目。他亲自坐镇户部，调集精干算手，日夜不停地核算此次北征的军费开支、赏赐数额，以及国库、内帑的现存钱粮、金银储备。数字是冰冷的，却最具服力。他要让皇帝和所有心存疑虑的人，清晰地看到国库的真实家底，明白盲目扩大宝钞发行的巨大风险。
第二事，扩大用途，但谨慎锚定。他并未急于将宝钞推向民间市场，而是选择了几条相对可控的路径。一是奏请皇帝，允准将部分边军饷银（约一成）以宝钞形式发放，但同时规定，边关指定军仓需储备相应数量的布匹、盐茶等实物，允许军士凭宝钞按官价兑换，确保其购买力。二是扩大“开中法”中宝钞的结算比例，鼓励更多商人运粮纳边，换取宝钞凭证，未来可在内地指定盐场、茶场优先提货。三是尝试在京城官营的织造局、陶瓷厂等工坊，试行部分原材料采购以宝钞支付，逐步构建宝钞在官方体系内的流通闭环。
第三事，稳固法币地位。他联合都察院和刑部，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禁私铸、拒用宝钞令》，明确私铸宝钞等同谋逆，立斩不赦；商户拒收官方发行的宝钞，一经查实，重罚乃至抄没家产。同时，他要求各地官府张贴告示，宣讲宝钞与金银、官盐的兑换保障，力求稳定民心。
这些举措，条条都落在实处，也条条都触动着旧有利益格局。以宝钞发军饷，触及了军中某些惯于在银钱兑换、物资采买中牟利的军官利益；扩大开中法中的宝钞结算，让一些习惯于用现银或实物交易的巨商感到不便；而严刑峻法，更是让许多习惯了模糊地带的官吏和商户心生抵触。
暗地里的阻力，如同潮水般涌来。军中有人抱怨宝钞不如金银实在，恐影响士气；商户间流传着宝钞即将大幅贬值的谣言；甚至朝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声音，指责田娃“操潜、“与民争利”、“徒增扰攘”。
这一日，田娃正在协调司内处理一份关于江南某地商户集体拒收宝钞的呈报，亲随送来一封没有署名的短笺，上面只有一行字：“木秀于林，堆出于岸。伯爷慎之。”
田娃看着这行字，沉默良久。这是又一次警告。他推行宝钞，整顿内府，乃至在军略上建言，早已成为许多饶眼中钉、肉中刺。辽东大捷的光环正在消退，若宝钞推行过程中出现任何较大的纰漏，或引起民怨沸腾，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对手，必定会群起而攻之。
他深吸一口气，将短笺在烛火上点燃。退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向前，用更扎实的成果，来抵御明枪暗箭。
他加派得力人手，前往江南那个拒收宝钞的府县，不是去强行压服，而是去调查缘由，宣讲政策，并协调当地官仓，确保宝钞兑换渠道绝对畅通，用事实打破谣言。同时，他请求朱元璋下旨，严令各地督抚，必须全力保障宝钞流通，凡有懈怠、阻挠者，严惩不贷。
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逐步建立的实物兑换保障下，各地的抵制风波被逐渐压制下去。宝钞的流通范围，在一种略显生硬却不容置疑的推力下，缓慢而坚定地扩大着。
一个月后，田娃将一份厚厚的《宝钞推行阶段性成效及后续稳健扩发方略》奏疏，呈递到了朱元璋的案头。奏疏中，详细列明了国库收支数据、宝钞当前流通总量、锚定物资储备情况、已实现的军饷及官方采购支付实例，以及未来半年内，在确保锚定物充足的前提下，可逐步增加的宝钞发行额度建议。
朱元璋仔细翻阅着这份数据详实、逻辑清晰的奏疏，脸上的神色由严肃逐渐转为缓和。他看到了田娃的谨慎与实干，也看到了宝钞在严格控制下展现出的潜力。
“嗯，”朱元璋合上奏疏，看向垂手侍立的田娃，“做得不错。就按你所拟的额度，先行试办。记住，稳字当头，若出了乱子，朕唯你是问！”
“臣，定不负陛下重托！”田娃心中一块巨石落地。他再次赢得了时间，也为宝钞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健的发展空间。
退出武英殿，田娃走在长长的宫道上。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这不仅仅源于身体的劳累，更源于精神上时刻需要保持的警惕与算计。他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希望它能沿着更平稳的轨道前进，但这过程本身，却充满了荆棘与陷阱。
他知道，自己虽再次过关，但“功过之间”的平衡极其微妙。今日之功，可能成为明日之过的由头。皇帝的需要，朝臣的嫉妒，利益的纠葛……所有这些，都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他只能继续走下去，心翼翼，如履薄冰，在这大明王朝的宏大叙事中，书写着属于自己这个“异数”的篇章。前方，还有更多的风浪，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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