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里的生活，像一杯不断续水的隔夜茶，颜色寡淡，滋味全无。公司、出租屋、两点一线。我比以前更沉默，同事间的聚餐能推就推，下班就缩回那个一室一厅的空间。
那根棒球棍就靠在床头，触手可及。它成了我世界里的定海神针，也是那场噩梦的实体坐标。金属的冰冷透过空气传来，让我在无数个惊醒的深夜，能确认自己还活着，还在这个“正常”的世界。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回不去了。
恐惧并没有随着石兽的消散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我的日常。我开始对声音极度敏福楼上住户偶尔的拖鞋声，隔壁晚归的关门声，甚至水管里细微的流水声，都能让我心跳骤停一瞬，全身肌肉绷紧，侧耳倾听，直到确认那只是寻常的生活噪音，才敢慢慢放松下来。
夜里必须开灯睡觉。不是台灯，是花板正中那盏最亮的吸顶灯。惨白的光线能填满房间每个角落，让阴影无处遁形。电费因此飙升，但我毫不在意。黑暗，已经成为一种我无法承受的奢侈。
睡眠变得支离破碎。常常在凌晨两三点莫名惊醒，浑身冷汗，梦里具体内容记不清，只有那种被冰冷视线锁定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残留不去。有时，在半梦半醒的模糊地带，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河底淤泥和什么东西烧焦后的腥臭，会幽幽地钻入鼻腔。
我会猛地坐起，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目光惊恐地扫向床边的阴影。有那么一两次，我几乎确信看到了一个模糊的、缺失了独角的轮廓，就立在衣柜旁边的暗影里，无声无息。
开灯。
刺眼的光线驱散幻象。
那里空无一物。
只有立在一旁的棒球棍，泛着冷硬的光。
我喘着粗气，抹掉额头的冷汗，靠在床头，直到色微亮。这种清醒的疲惫，比纯粹的劳累更折磨人。
我给母亲打电话的频率增加了。通常是在周末的白，阳光最好的时候。电话里，我们绝口不提后山，不提石兽，不提那个燃烧的红布包。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了许多，但那种心翼翼，那种刻意营造的寻常，反而更像一层薄冰，下面涌动着我们都明白的暗流。她反复的，永远是那几句：“吃了没？”“工作别太累。”“城里东西贵，别亏着自己。”
我一一应着，心里却一阵阵发酸。我们都在努力扮演“正常”，可那场遭遇像一把锋利的犁，在我们之间，以及我们各自的生命里，犁出了无法弥合的深壑。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归属地是我老家的县城。
犹豫了一下，我接了。
“是……林娃子吗？”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带着浓重乡音，又有些迟疑的男声。
“我是，您哪位？”
“我……我是张老憨。”对方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被生活碾磨过的沙哑。
张老憨？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个买了“买命钱”，却没了儿子的张老憨？他怎么会找我？
“憨叔？”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您……您怎么有我的电话？”
“找你妈问的。”他顿了顿，似乎在积蓄勇气，声音更低了，“林娃子……山里那东西……是不是，没了？”
我握紧了手机，指节泛白。村里果然没有秘密。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传来极力压抑的、沉闷的呜咽声。那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积压了太久太久的痛苦，终于找到了一丝缝隙，艰难地泄露出来。
“没了好……没了好啊……”他哽咽着，断断续续地，“我那苦命的娃……也能……安生了……”
他不知道细节，不知道他儿子的买命钱曾被我当成赌注塞进石兽嘴里，不知道这十年因果如何纠缠，最终又如何在我手中了结。他只知道，那个索命的“东西”消失了。这对于他，或许就够了。
这通电话没有带来任何安慰，反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我本就不平静的心湖。张老憨的哭声，和他儿子早夭的命运，像两道无形的枷锁，更加牢固地锁住了我。
日子一过去，城市依旧喧嚣，霓虹彻夜不熄。我照常上班，处理文件，参加例会，在同事讨论房价和八卦时附和地笑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内里有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老家那个破碎的院子里，留在了后山那只断角的石兽面前。
又是一个深夜。
我躺在明亮的灯光下，闭上眼睛。窗外的车流声模糊地传来。
黑暗中，那座荒庙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出来。残破，寂静。
月光如水，冷冷地照在庙门口。
那只石兽静静地立着，断口处粗糙不平。它咧开的石嘴，在清冷的月色下，像一个永恒不变的、嘲讽的符号。
一阵山风吹过，破庙深处，仿佛传来细微的、呜咽般的回响。
我猛地睁开眼，吸顶灯的光线刺得眼睛生疼。
伸手，紧紧握住床边的棒球棍。
冰冷的触感，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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