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御书房内，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朱熹留下的仁德之风。然而，那股源自铁木真精魂的灼热“英雄气”却在宋徽宗赵佶的胸中激荡，左冲右突，难以平息。
与朱熹论道时，赵佶虽然觉得他的道理中正平和，却总感觉像是隔靴搔痒一般，无法真正触及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他心底的那股躁动，就像是被压抑已久的火焰，急切地想要喷涌而出，燃烧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辉煌。
赵佶渴望着能够有所作为，不仅仅是在文化艺术上，更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所建树。他想要开疆拓土，让大宋的疆土更加辽阔，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奈。朝堂之上，大臣们各怀心思，明争暗斗，使得他的理想难以实现。而朱熹的仁德之道，虽然美好，但在这复杂的局势面前，似乎显得有些无力。
这股无法平息的“英雄气”，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猛兽，不断地挣扎，寻找着一个出口。赵佶知道，他不能再这样压抑下去，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释放这股力量，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并未再召朱熹，而是请来了梁山魁首宋江、军师吴用，以及那位超然物外、洞察幽冥的道教国师刘混康。此三人，或掌强兵，或擅谋略，或通道，正是实践他心中所想的最佳人选。
徽宗负手立于那幅新绘的《云龙隐现图》前，背对三人，声音却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越：“朱夫子言，夷狄性本善，可教化而至大同。然朕观古今，非尽如此。今我梁山水军已控东瀛主要港口，扼其海运命脉。然那鸟羽皇，表面恭顺，暗地里却颇不安分，联络旧族，似有反复之意。朕欲以东瀛为试，验证朱子之言，亦探夷狄究竟可否教化。卿等以为如何？”
宋江率先抱拳，黝黑的面庞上满是征战风霜留下的刚毅，语气带着沙场的决绝：“陛下！臣与倭人交道非止一日，彼辈欺软怕硬，畏威而不怀德。其性狡诈，多行不仁不义之事，掠我沿海，害我百姓，前仇旧恨，岂可轻忘？以臣之见，与其空谈教化，不若雷霆扫穴，犁庭扫闾，方显我朝威严！”
吴用轻摇羽扇，眼神冷静如冰，补充道：“宋公明哥哥所言极是。臣观倭岛，民智未开，民风原始，崇尚凶戾，尊奉鬼物，伦理纲常与我华夏迥异。其上层公卿，沉溺享乐，勾心斗角；其下层武士，只识刀剑，不明礼义。慈冥顽不灵之辈，欲行教化，无异对牛弹琴，徒耗钱粮心力。当以强力慑服，使其知朝不可违逆，或可收一时之效。”
徽宗听着，不置可否，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刘混康：“国师，依你之见？”
刘混康缓缓抬眼，眸中似有混沌星河生灭，声音平淡却直指本质：“地生人，禀气不同，岂可一概而论？依贫道观之，人可分四等：人、野人、兽人、禽兽不如者。”
他此言一出，连宋江、吴用都为之侧目。
“人者，如我华夏子民，明礼义，知廉耻，可施以仁政教化。”
“野人者，如漠北部分部落、南洋一些岛民，虽蒙昧未开，然性未泯，如璞玉待琢，可强力管束，辅以引导，或能归化。”
“兽人者，”他目光微冷，“其形似人，其性近兽，凶残暴虐，弱肉强食视为理，如部分嗜血之草原部族、倭岛那些以杀戮为荣之武士。对此辈，唯有以力制力，以杀止杀，使其恐惧，方能令其短暂驯服。”
“至于禽兽不如者，”刘混康语气更淡，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厌弃，“其阴狠毒辣，背信弃义，毫无底线，已然失却为‘人’之根本。遇之，唯有彻底铲除，方可清净世间。”
他望向徽宗，提出方略：“故，对东瀛，当分而治之。陛下可遣干员，细察其民，甄别归类。对其中或存之‘野人’，可试行教化，设学堂，传经典，观其效；对众多‘兽人’，则需以梁山强军驻守要地，立严刑峻法，使其慑服，迫其劳役；若有那‘禽兽不如’之辈，无论身份尊卑，一经发现，立斩不赦，以儆效尤。如此，方是验证朱子之道，亦不负陛下胸中英雄气的稳妥之法。既行教化之实验，亦备雷霆之手段。”
刘混康这番将人分类、区别对待的冷酷策略，虽看似极端，却恰恰迎合了徽宗心中那股被铁木真意志激发的、渴望建立秩序与掌控的冲动。它提供了一条介于朱熹纯然德化与宋江纯粹征伐之间的、“理性”而“高效”的中间道路。
徽宗眼中光芒大盛，胸中块垒似乎找到了宣泄的渠道。他猛地转身，一掌拍在案上，震得笔墨纸砚俱是一跳：“好！便依国师之策！宋江、吴用！”
“臣在！”
“着你二人，总揽东瀛事务。水军继续封锁压制，陆上择地建立据点，推行国师‘分而治之’之策。先以严法立威，再择区试行教化！朕要看看，这东瀛之民，究竟能归于何类！更要让下人看看，朕，非是空谈仁义，亦有廓清寰宇之志！”
“臣等遵旨！”宋江、吴用齐声应诺，他们虽对教化心存疑虑，但对施展武力、贯彻这“分而治之”的策略，却颇有信心。
刘混康微微颔首，不再多言。他知道，徽宗胸中那口源自铁木真的“英雄气”，已寻到了东瀛这个具体的宣泄口。一场以“验证教化”为名，实则以强力重新塑造东瀛秩序的行动，即将拉开序幕。而这试验的结果，不仅将影响遥远的东瀛，更将深刻反哺汴京城内，那关于“华夷之辨”与“治国之道”的持续争论。龙气寻隙而出，其锋芒直指瀛洲，波涛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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