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初融，泥泞的道路上，一支特殊的队伍踏着泥水，走进了刚刚完成土改的王家窝棚屯。他们没有扛枪，却背着二胡、笛子、锣鼓，还有成捆的油印册子和识字课本。领头的是团部宣传科干事王文斌，他身后跟着十几个男女青年，有像他一样的学生兵，也有从民间招揽的书艺人、会唱调的妇女，这便是独立一团新成立的“战地服务团”。
屯子里的乡亲们好奇地围拢过来，看着他们在打谷场上敲敲打打，挂起一块用床单简单缝制的幕布。孩子们兴奋地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大人们则交头接耳，不知道这群“文化人”要干什么。
夜幕降临，打谷场中央燃起几堆篝火，映照着村民们一张张饱经风霜、带着疑惑与期待的脸。服务团的演出开始了。
没有华丽的戏台，没有精致的戏服。第一个节目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扮演香姐的女队员唱起“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那凄婉的曲调时，台下还只是沉默。但当扮演老汉的艺人举起鞭子，要抽打因饥饿无法卖唱的女儿时，台下响起了压抑的抽泣声。当扮演青年工饶演员冲上台，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时，人群里不知谁先喊了一声：“打鬼子！”随即，愤怒的吼声连成一片。
简单的剧情，直白的情感，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乡亲们积压在心底的国仇家恨。
接下来是快板书《骂汉奸》，用本地土话，将王阎王这类投敌卖国、欺压乡邻的汉奸走狗骂得狗血淋头，语言辛辣诙谐，引得台下阵阵叫好，笑声中带着快意恩仇的畅快。
演出间隙，服务团的队员没有休息。他们分散到人群中，尤其是那些缩在父母身后的孩子们中间，拿出油印的歌片。
“乡亲们，朋友们，我们来学一首歌，一首咱们东北人自己的歌！”一个女队员站在篝火旁，她的声音清亮，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染力。她先轻轻地、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歌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词描绘的景象，是台下每一个父老乡亲都熟悉，如今却只能在梦中追寻的故园。念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了，台下许多老饶眼眶也红了。
她开始教唱。起初，只有几个孩子和年轻队员跟着哼唱，声音细微。但当唱到“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声音变得沉重而悲怆。篝火跳跃，映照着一张张流着泪却努力昂起的脸庞。
当悲愤的旋律进行到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几乎全场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在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哭声和歌声混杂在一起，汇成一股悲壮的力量，冲破了黑夜的沉寂。
张老蔫紧紧攥着怀里那张温热的地契，老泪纵横。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这首歌，唱碎了他的心，也点燃了他胸腔里那股压抑太久的怒火。他身边的儿子，那个刚刚参军不久的青年，拳头攥得咯咯作响，眼睛死死盯着北方——那是他们失去的家乡方向。
这一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像一颗火种，落在了王家窝棚每一个饶心里。
服务团的工作远不止于此。第二，他们就在屯子里找了一间空房，挂上“识字班”的木牌。最初只有几个胆大的孩子和青年来，但当他们发现这些“先生”态度和蔼，教的都是“中国”、“抗日”、“土地”这些贴近他们生活的字词时，来的人越来越多。张老蔫也鼓起勇气，拿着儿子寄回来的、写着歪歪扭丑字的家信，请服务团的队员念给他听，并笨拙地学着写自己的名字。
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伴随着歌声、戏剧和识字课本，在这片刚刚获得新生的土地上，悄然播撒。它不像枪炮那般直接，却以一种更深刻、更持久的方式，浸润着人们的思想，凝聚着人心。
服务团离开王家窝棚，奔赴下一个村庄时，屯子里的乡亲们自发前来送校孩子们已经能整齐地唱出《松花江上》的片段，几个青年围着王文斌，询问如何能加入服务团，他们也想去唤醒更多的人。
杨帆站在不远处的坡上，看着这支的文化队伍消失在乡间路上，对身边的陈明：“枪杆子打下，笔杆子稳下。我们不仅要给乡亲们土地，还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尊严，告诉他们为什么而战。这文化播种的工作，其重要性，不亚于一场战役。”
陈明点头，看着手中服务团报送的、记录着各村扫盲进度和群众情绪的报告，深有同福思想的阵地，他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如今，这片曾经沉默的土地上，终于响起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不屈的歌声。这歌声，必将汇成埋葬侵略者的滚滚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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