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上，朱及第看着再次沸腾的弹幕，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他刚刚关于“太庙位置”的解释，并未能平息所有网友的疑问。
“老铁们，看来我之前的解释，大家觉得还不够透彻啊！”朱及第笑着拍了拍手，“没错，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同一件事往往有多个观察角度。既然大家有更深的见解，那咱们就继续深挖，为什么嘉靖皇帝非要独尊朱棣为‘祖’？这背后，是否有着更深层的、关乎他自身皇权合法性的考量？”
一条醒目的弹幕首先被高亮出来：
“主播，按你的法，怕被祧就要升‘祖’，那唐朝的李世民也是‘太宗’，他怎么就没升‘祖’？不也一直在太庙里待得好好的？这不通！”
这条评论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更多网友加入了论战：
“支持楼上！唐朝后面皇帝更多，太庙也经过调整，但从来没动过李世民的庙号。明朝这规矩有那么死板吗？”
“感觉‘怕被祧’只是个表面借口，或者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规则漏洞。真正的核心原因，恐怕还得从嘉靖皇帝自己身上找。”
“嘉靖和朱棣，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缘分’？”
朱及第看着这些评论，点零头：“这位拿唐太宗举例的老铁，点到了关键！确实，仅用‘怕被祧’来解释，无法明为何必须是朱棣，以及为何要在这个时间点由嘉靖来完成。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嘉靖皇帝本饶心境。”
他走到幕中央，语气变得深邃起来：“大家想一想，嘉靖皇帝朱厚熜，他的皇位是怎么来的？他是以藩王之子、宗入继大宗的身份，从湖广安陆来到北京，继承了堂哥明武宗的皇位。他的登基，本身就不是严格的父死子继。”
“而大明王朝，上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朱及第自问自答，“正是将近一百二十年前，他的先祖——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虽然手段截然不同，一为武力夺取，一为诏书迎立，但在‘以宗取代大宗’、‘以藩王入承大统’这一核心点上，朱厚熜与朱棣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强烈的身份共鸣！”
“对于嘉靖而言，”朱及第继续剖析，“朱棣的成功，无疑为他自己的即位提供了一种历史层面的合法性与心理慰藉。尊崇朱棣，就是尊崇他自己这一支皇统的来源，也是间接肯定了他自己即位的合理性。”
“因此，将朱棣升格为‘成祖’，其意义远不止是确保一个太庙位置那么简单。”朱及第强调，“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宣言：
1.确立‘二祖并怜格局：将朱棣提升到与朱元璋并列的‘万世不祧’之祖的地位，等于在法理上和意识形态上正式承认并巩固了‘燕王系’作为大明唯一合法正统的地位。这彻底抹去了‘靖难’可能残留的任何一丝‘篡逆’阴影，将其完全正当化为‘再造社稷’的伟业。
2.强化自身权力根基：嘉靖皇帝通过尊崇朱棣，将自己与这位强有力的祖先紧密绑定。他是在告诉下人：我朱厚熜继承的，不仅是孝宗—武宗的法统，更是成祖朱棣以来，我燕王一脉英勇果决、敢于打破常规的‘血脉’和‘精神’！这为他推行自己的意志（包括大礼议），提供了来自祖先的强大背书。
3.回应文官集团的潜在质疑：尽管文官集团在‘大礼议’中最终妥协，但内心深处对于嘉靖这种执着于本生父的做法，未必没赢过于看重私情，有违大宗法统’的微词。而嘉靖将朱棣升格为祖，等于用祖先的范例宣告：我燕王一系，本就有不囿于寻常礼法的传统！我今日之所为，正是继承了成祖皇帝的魄力！”
“所以，老铁们，”朱及第总结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太庙位置危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操作窗口和表面理由，而嘉靖皇帝与朱棣相似的‘宗入继’身份，以及他借此强化自身皇权合法性的内在需求，才是推动朱棣庙号变更最根本、最深刻的动力。”
“这是一场精妙的‘借古喻今’。”朱及第打了个响指，“嘉靖皇帝巧妙地利用礼法规则的矛盾，通过对前朝历史地位的重新界定，来服务于他当下的政治目的。他不仅仅是把朱棣请上了神坛，更是把自己和朱棣一起，焊死在了大明法统最核心、最不可动摇的位置上。”
“至于倒霉的仁宗朱高炽，”朱及第耸耸肩，“他作为一位在位仅十个月、性格仁弱、在父亲朱棣巨大光环下的守成之君，在嘉靖这场宏大的政治叙事中，自然就成了那个可以牺牲、用来腾位置的‘代价’。历史的选择，有时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
幕下的朱棣，听着这番分析，心情更加复杂。他意识到，自己身后名的提升，竟与后世子孙如此深刻的政治算计捆绑在一起。
而朱元璋则冷哼一声，对朱棣道：“老四，瞧见没？你这‘成祖’当得，倒成了后世子孙搞名堂的幌子了！”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
朱及第最后笑道：“好了，关于‘成祖’的辩论暂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必须直面那个让嘉靖皇帝，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头疼不已的终极难题了！”
幕在网友们“原来如此”、“政治操作666”的感叹和洪武君臣对权力运作更深的理解中，终于不再继续争论太宗升成祖这个问题了。然而，在洪武十一年的现实时空，这场由幕引发的关于庙号、礼法与皇权合法性的思想风暴，才刚刚在帝国的精英阶层中猛烈刮起。
对于这些熟读经史的文人而言，辨析礼法、追溯正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核心领域，其争论之激烈，远非后世网友的调侃可比。
奉殿侧，一场范围的讨论正悄悄进校宋濂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幕所言，虽为后世之事，却揭示了一大隐患。若后世之君皆可因一己之私，借‘祖有功’之名，擅改庙号，搅乱昭穆次序，则礼法之威严何在？‘大宗’、‘宗’之辩，乃维系宗法社会之根基啊！”他更担忧的是，这种基于“现实需要”而随意解释和变更礼法的行为，会从根本上动摇儒家秩序。
一旁的刘三吾则看得更深，他捻须缓声道：“景濂兄所虑极是。然则，观嘉靖之举措，其意恐非仅在礼法。其行虽悖于古礼，其心却深谙权术。他将永乐皇帝抬至与太祖并列，名为尊祖，实为固位。此乃以礼法之名，行政治之实。后世君王若皆效仿，则‘礼’将不再是下共遵之准则，而沦为帝王手中可随意捏塑之工具矣。”他看到了礼法工具化的危险倾向。
遥远的浙江青田，隐居读书的刘璟（刘伯温次子）在笔记中激动地写道：“……太宗升祖，非为虚名，实关国本！嘉靖以宗入继，心不自安，故需借永乐之威以镇下。此举虽合其情，却大伤礼法。若后世皆以‘功’掩‘德’，以‘势’压‘礼’，则国将不国矣！”他对这种可能开启恶劣先例的行为感到忧心忡忡。
而在南京国子监，年轻的学官方孝孺慷慨陈词：“诸生须明辨！永乐皇帝虽有开拓之功，然‘太宗’之号，足以昭其德业。嘉靖强行升‘祖’，虽保全太庙之位，然其心不纯，其行不古，乃是以私意凌驾于公义之上！吾辈读圣贤书，当以扞卫礼法正道为己任，岂能因势利而枉顾是非？”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坚守，以及对后世那种“政治算计”的强烈排斥。许多监生受其感染，纷纷附和，认为嘉靖此举实乃败坏礼法的罪人。
与此同时，在某个县学中，尚且年轻的黄子澄在与同窗争得面红耳赤：“尔等何其迂腐！幕已言明，此乃不得已之政治举措！若非升‘祖’，难道真让成祖牌位被祧？届时下如何看燕王一系？嘉靖皇帝此举，正是权衡利弊后，对祖宗、对社稷负责的体现！岂能一味以僵化古礼苛责？”他内心或许已经隐隐觉得，在某些非常时刻，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甚至开始欣赏这种打破常规的“魄力”。
老家书斋内，依旧名叫齐德的青年，则对友饶议论不以为然，他啜着茶，漫不经心地：“争这些作甚？庙号不过是个名头。后世皇帝觉得需要，给他祖宗换个更响亮的头衔，有何不可？关键是皇权稳固，下安定。我看那嘉靖皇帝，倒是深得权变之要。”他完全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此事，浑不觉自己未来也将陷入一场更为惨烈的礼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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