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这位北宋时期的名臣，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而闻名于世。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先下之忧而忧，后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更展现了他功成不居的谦逊态度。
当范仲淹督修海堤时，百姓们对他的功绩深感敬佩，自发地为他立生祠以表感激之情。然而，范仲淹却将这一功劳完全归于地神明，他认为自己只是尽了应尽的责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这种“处世不必邀功”的智慧，就如同江南园林中的漏窗一般，看似留白之处，实则蕴含着万千气象。
北宋的另一位名臣文彦博，在主政成都期间，同样展现出了这种谦逊和务实的品质。他不立纪功碑，也不修德政亭，而是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改善民生上。他主持开凿的“文公渠”，至今仍在灌溉着肥沃的农田，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祉。然而，在史书中，对于他的这一功绩，仅仅留下了“岁修水利”四个字的记载。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那些画工们，将自己的心血和才华都倾注在了飞衣袂的每一道褶皱之中，却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隐藏在壁画的角落里。他们不求名利，只为了能够用艺术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和敬意。
真正的功业，就如同深谷中的幽兰，不需要借助东风的吹拂，自然能够散发出芬芳的香气。范仲淹和文彦博这样的名臣，他们的功绩虽然没有被大肆宣扬，但却深深地铭刻在了百姓的心中，成为了永恒的佳话。
春秋时期，有一对挚友，名为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佳话，更是对“与人不求感德”这一真谛的完美诠释。
当管仲在战场上三次临阵脱逃时，许多人都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个懦夫。然而，鲍叔牙却深知管仲的苦衷。他知道管仲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赡养，若管仲战死沙场，其母便会无人照料。因此，鲍叔牙不仅没有责备管仲，反而替他解释，让众人理解管仲的行为。
而当管仲与鲍叔牙一同经商，管仲分金时多取了一些，众人皆对管仲的贪婪表示不满。但鲍叔牙却明白，管仲家中贫困，多取一些钱财是为了接济家人。他从未因此而责怪管仲，反而对他的境遇深感同情。
这种超越利害的情谊，就如同伯牙与子期的琴声一般，不为求报，只为知音。伯牙善鼓琴，子期善听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他们之间的默契，并非建立在物质利益之上，而是源于对彼此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共鸣。
明代的《菜根谭》中有云：“待人宽一分是福”。鲍叔牙对待管仲的宽容与理解，正是这种不图回报的善意的体现。他的行为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而是源自内心的善良和对友情的珍视。这种善意，虽然在当时可能不被众人所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将在时光的长河中沉淀出温润的光泽，成为千古传颂的美谈。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面对那片荒芜的山林，心中却如明镜般透彻。他写下的那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仿佛穿越了五百年的时光隧道，至今仍在我们现代饶耳畔回响，叩击着我们的心门。
在这个物欲横流、功利至上的时代，世界被一层厚厚的迷雾所笼罩。然而，就在这片迷雾之中，那些默默耕耘、不计名利的身影却愈发显得清晰而高大。
敦煌藏经洞的守护者常书鸿，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在那黄沙漫的莫高窟，他一守就是五十年。他所修复的，不仅仅是那一幅幅精美的壁画，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不慕荣利，什么叫做无怨便是德。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真正的功业从不张扬。就像大运河畔的那些纤夫们，他们的名字或许早已被浪花所淹没，但那古老的运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滋养着华夏大地。
处世之道，并非在于那高耸入云的纪功碑上，而是蕴藏在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待人之德，也并非体现在那鎏金的谢恩匾中，而是体现在岁月静好的寻常巷陌间。
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年的密码所在：功成不居，德化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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