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民国13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晨雾还未散尽，校园的白桦树下已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陈幽捧着俄语课本，嘴里反复念叨着“kommyhn3m”（共产主义）“peвoлюцnr”（革命）等单词，指尖在书页上逐字划过——这是他每雷打不动的晨读时间，从晨曦微露到旭日东升，两个时的专注，是他攻克语言难关的第一步。
初到苏联时，语言曾是陈幽最大的障碍。
课堂上，苏联教授的俄语讲课虽有翻译，但专业术语的传递难免滞后；与苏联师生交流，简单的问候尚能应对，一旦涉及革命理论、情报专业知识，便只能靠手势和纸笔比划；阅读俄语教材和资料，更是如同“看书”，一个段落往往要查十几遍词典，耗费半时间。
“语言是学习的桥梁，更是未来革命工作的工具。”
陈幽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语言学习计划：清晨6点到8点，背诵单词、练习发音；上午课间，向苏联同学请教语法问题；下午课后，用1时进行俄语对话练习；晚上8点到10点，阅读俄语专业书籍，标注生词和难点；睡前半时，复盘当所学，默写重点内容。
俄语的发音和语法对中国人来难度不，尤其是颤音“p”和复杂的格变化，让陈幽一度陷入瓶颈。
为了发好颤音，他每对着镜子练习，舌尖抵着上齿龈，反复尝试气流振动的感觉，有时练得舌头发麻，连吃饭都没力气；为了掌握格变化，他把六种格的规则编成口诀，写在卡片上，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直到烂熟于心。
“陈幽，这个单词的重音应该在第一个音节，你读错了。”
苏联同学伊万诺娃笑着纠正他的发音，手里拿着俄语课本，逐字逐句地教他，“比如‘nhфopmaцnr’（情报），重音在‘n’上，要读得重一些。”
“谢谢，我再试试。”陈幽认真模仿，一遍又一遍，直到发音标准。
为了提升口语，他主动和伊万诺娃结成“语言对子”——每晚上，两人用俄语交流，她教他俄语表达，他教她中文词汇，从日常对话到专业术语，从革命理论到生活趣事，在轻松的交流中，陈幽的俄语口语进步飞快。
除了俄语，日语的学习同样紧迫。
陈幽深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明显，未来的革命工作中，必然会涉及对日情报收集、应对日军渗透等任务，掌握日语，既能突破语言壁垒，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军事、政治动态。
日语的学习从五十音图开始。陈幽买了一张五十音图卡片，贴在宿舍的墙上，每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默写；为了记住单词，他采用“联想记忆法”——把日语单词和中文意思、发音联系起来，比如“兵士”（へいし）发音接近“hei xi”，对应中文“士兵”，既好记又不容易混淆；为了提升阅读能力，他从简单的日语报纸、杂志读起，逐渐过渡到日语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情报专业资料。
一次，学校邀请日本进步学者做讲座，主题是“日本工人运动现状”。讲座全程用日语进行，没有翻译。
陈幽坐在台下，认真聆听，不仅能听懂大部分内容，还能准确记录下关键信息——这是他学习日语半年来，第一次独立完成专业内容的听力理解。
讲座结束后，他还能用日语向学者提问，交流对工人运动的看法，让学者惊讶不已：“你的日语得很好，不像只学了半年的人！”
语言学习的过程枯燥而艰辛，尤其是在繁重的专业课之余，每还要挤出四五个时投入语言学习，对体力和毅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有好几次，陈幽累得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后洗把脸，继续坚持；有几次，因为某个语法点始终学不会，他烦躁得想摔书，但想到未来的革命工作，想到组织的期望，又重新静下心来，一点点攻克。
“语言学习没有捷径，唯有坚持和重复。”这是陈幽在语言攻坚过程中最深的感悟。
他把每学到的新单词、新语法记在本子上，走路、吃饭、排队时都拿出来翻看；他把俄语、日语的专业术语分类整理，制成表格，对比记忆；他甚至把情报工作常用的句子编成对话，反复演练，确保在实战中能脱口而出。
大半年的坚持，终于换来了显着的成果。
在俄语方面，陈幽不仅能流利地与苏联师生交流，还能独立阅读俄语版的《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经典着作，在课堂上能直接听懂教授的讲课，甚至能用法语、俄语双语进行专业讨论；在日语方面，他能熟练阅读日语报纸、杂志和专业资料，口语表达流畅自然，能应对日常交流和专业对话，基本满足情报工作的语言需求。
在学校组织的语言水平测试中，陈幽的俄语和日语都获得了“优秀”等级。
评委老师评价道：“陈幽同志不仅语言掌握得扎实，还能将语言与专业知识结合，在情报、密码等课程中，能熟练运用俄语、日语进行分析和交流，这是非常难得的。”
语言难关的攻克，为陈幽的学习和未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课堂上，他能更深入地理解教授的讲课内容，参与更专业的讨论；与苏联师生的交流中，他能更准确地传递中国革命的情况，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情报课程的实践中，他能用多语言编写密码、传递情报，大大提升了工作的灵活性和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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