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迁徙豪强，如同砍掉了六国故地可能滋生出反抗力量的“蛇头”。然而，始皇和李斯都清楚，仅仅如此还不够。数百年的分裂统治，在广大民众心中留下的地域观念和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博浪沙的刺杀、坑儒事件中方士儒生的诽谤，都证明了“反心”并未根除，只是转入霖下。
为了进一步弱化、乃至彻底铲除六国遗民的反秦意识，一套组合拳式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政策，在李斯的主持下，被更加强力地推行开来。
首当其冲的，便是**禁绝私学，焚烧《诗》《书》**。李斯上书始皇，痛陈私学之弊：“今陛下并有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他明确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剩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道奏疏，得到了正处于对知识分子极度不信任状态下的始皇的全力支持。诏令颁下，一场文化浩劫席卷帝国。各郡县官吏带着兵卒，挨家挨户搜查，将搜出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着作，以及六国史书，堆放在广场上，付之一炬！冲的火光和浓烟，在许多城市上空弥漫多日，无数先贤智慧的结晶，化为灰烬。敢于私下讨论《诗》《书》者，被处以极刑；以古非今者，更是要株连家族。
与此同时，**“以吏为师”** 的政策被严格执校所有的教育权力收归官方，只有官府设立的“学室”才有资格传授知识，而传授的内容，仅限于秦国的法律、法令以及李斯等人编纂的《仓颉篇》等识字课本。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熟悉秦法、忠于皇帝的官吏。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被彻底扼杀。
在推行这些高压政策的同时，帝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秦的正统性和皇帝的至高功业**。各地刻石颂德的活动更加频繁，内容无一不是强调皇帝“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宣扬“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功绩，警告“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姿”的下场。官方舆论试图用这种铺盖地的宣传，来覆盖和取代民众对故国的记忆。
然而，高压之下，反抗往往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在旧楚地，有人将楚辞偷偷刻在竹简内侧，外面再覆盖一层无关的文字；在旧齐地，有儒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经典口耳相传；在民间，祭祀故国神灵、传唱故国歌谣的现象，虽然转入地下，却并未绝迹。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李斯并非不懂这个道理。但他认为，在帝国初建、人心未附的特殊时期，必须用雷霆手段来确立新的意识形态权威。他相信，只要经过一两代饶时间，在新的教育体系和舆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自然会逐渐淡忘故国，认同大秦。
但他或许低估了文化传统的韧性和民众内心的真实情福焚烧书籍能毁灭物质的载体，却难以彻底焚毁深植于人心的记忆与认同。“以吏为师”能培养出合格的官吏，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思想认同。那些被强制迁徙到关中的豪强，那些在乡野间默默坚守的遗民，他们的仇恨与怀念，如同地下的暗火，在严酷的冰层下默默燃烧，等待着某个时机，或许就会再次爆发出来。
弱化反心的政策，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帝国似乎更加“整齐划一”。但在这统一的表象之下，精神的裂痕并未弥合，反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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