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宫门外与扶苏一番深谈后，李斯心中对这个年轻公子的观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仅仅将扶苏视为一个理念与皇帝相左、可能带来政治风险的储君候选人，而是看到了其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真诚的仁心、好学的态度，以及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的胸怀。这在充斥着阿谀奉承与严酷算计的咸阳宫中，犹如一股清泉。
数日后，李斯以向长公子请教《尚书》中某些章句的名义（这是一个安全且恰当的理由），正式邀请扶苏至丞相府一叙。扶苏欣然应允。
在丞相府一间雅致而不过分奢华的书房内，两人隔案而坐。案上除了茶具，还摆放着几卷李斯亲自用篆抄录的典籍，其中就包括《尚书》和《韩非子》。
谈话起初围绕着《尚书·洪范》篇职王道平平”的含义展开。扶苏引经据典，阐述了他对“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理解，认为为君者当公正无私，心怀宽广，使百姓各得其所。他的见解清晰而恳切，带着儒家理想的色彩。
李斯并未直接反驳，而是顺着他的思路，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公子所言‘平平’、‘荡荡’，确是圣王气象。然则，下之大，人心之杂，若无明确之法度、统一之标准，何以衡量偏颇？何以确保荡荡王道能施于四海？譬如我大秦，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一，此正是以明确之法，求下之大公也。”
他将法家的“法”与儒家的“公”巧妙地联系起来，指出明确的制度是实现公平的前提。
扶苏听得入神，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他思索片刻，问道：“丞相之言，确有道理。然则，法若过于严苛，不近人情，是否亦有违‘王道’之本意？譬如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是否量刑过重？”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直接触及了秦法严酷的核心。
李斯微微一笑，并不回避：“公子此问，切中要害。法之轻重，需因时制宜。商君之时，秦国积弱，六国环伺，非用重典，不足以凝聚国力，富国强兵。此乃**乱世用重典**之理。然法之精神，在于‘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目的，正是为了杜绝人情干扰，实现公子所言之‘无偏无党’。至于具体律条，后世君王，自可根据时势变化，予以调整损益，此所谓**法随时转**也。”
他既肯定了法的绝对权威和“刑无等级”的公平性，又为未来法律的改良留下了余地，暗示严苛并非永恒不变。
扶苏眼中闪过恍然与钦佩之色。他发现李斯并非如一些儒生所抨击的那般，是只知严刑峻法的酷吏，其思想深处，有着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变通的智慧。这种将儒法思想融会贯通的探讨，远比单纯背诵经典或固执己见更有收获。
两人又从法制谈到民生，从郡县制谈到与民休息的可能性。李斯并未一味教，更多的是引导扶苏自己思考，通过设问和案例分析，让他理解帝国治理的复杂性与权衡之道。他会有意无意地提及一些地方郡守妥善处理政事、既维护法纪又体恤民情的实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扶苏。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时辰，气氛始终融洽而富有成效。扶苏离去时，脸上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和深深的敬意。他感到这次交谈收获极大，不仅深化了对典籍的理解，更开阔了政治视野。
送走扶苏后，李斯独自在书房中沉吟。与扶苏论政，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智力上的愉悦与期待。这个年轻人，有仁心，有学识，且愿意学习思考，若能加以正确引导，假以时日，或能成为一个兼具仁德与智慧的明君。一丝不易察觉的、关乎帝国未来的希望，在他心中悄然萌生。他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这位长公子更多的关注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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