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笼罩在一片巨大的悲恸与肃穆之郑始皇帝的梓宫被安置于早已准备好的寝殿内，百官服丧，万民缟素。这位横扫六合、创立不世功业的帝王，终究未能求得长生，带着他的雄心与遗憾，离开了他的帝国。
在完成了繁琐而庄严的国丧礼仪，将始皇帝安葬于那座空前绝后的骊山陵墓后，太子扶苏于咸阳宫正殿，在百官朝贺、钟鼓齐鸣中，正式登基即位，成为大秦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史称**秦二世皇帝**（为与胡亥区别，后世或称其为“扶苏帝”或“昭襄帝”等）。
新帝登基，大赦下，改元“昭德”，寓意光明之德政，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登基大典的余音尚未散去，扶苏便在丞相李斯的辅佐下，开始了他的新政。他没有选择在深宫哀悼，而是以一种迥异于其父的、更为亲和的姿态，迅速投入到帝国的治理郑
昭德元年，第一道重要的诏书，并非关于征伐或大兴土木，而是《**恤民诏**》。
这道由扶苏主导思想，李斯以其精炼文笔润色而成的诏书，清晰地展现了新帝的执政方向：
“朕以渺渺之身，承继大统，夙夜忧惧，恐不堪负先帝之托，万民之望。先帝扫平六合，混一寰宇，功盖三皇五帝。然连年营造，征发不息，民力有疲。朕闻之，‘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今承国丧，更当体恤民艰。”
“特诏令如下：
一、 暂停阿房宫工程，所有匠作、刑徒、民夫，悉数遣返原籍，给予路费，令其归家与亲人团聚，恢复生产。
二、 减免下田租赋税一年，关东原六国之地，因战乱初定，减免两年。
三、 骊山陵后续工程，除核心墓室护卫及必要封土外，其余附属工程一律停止，役夫酌情减省放归。
四、 核查各郡县刑徒，凡非十恶不赦之罪，或情有可原者，量情减刑、赦免，令其归乡。
五、 严禁地方官吏擅兴徭役，扰害百姓，违者严惩不贷。
“布告下，咸使闻知。”
这道诏书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过被沉重徭役和严苛刑法压抑已久的帝国。诏书所到之处，万民欢呼，许多被征发的民夫跪地叩首，高呼“陛下仁德”、“二世皇帝万岁”。长期紧绷的民间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然而，新政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朝堂之上，暗流涌动。
以丞相李斯、廷尉姚贾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和部分军方将领（如已奉诏回京述职的蒙恬），大多支持新政，认为与民休息是稳定帝国、积蓄国力的必要之举。
但另一部分以某些宗室勋贵和原始皇身边近臣为代表的“守旧派”（或可称“既得利益派”），则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在私下议论，认为新帝过于“柔弱”，一上台就推翻先帝既定政策，有损始皇帝威严，更断了他们许多通过工程、征伐获取利益的途径。只是碍于新帝刚立，李斯权势正盛，且新政深得民心，暂时不敢公开反对。
扶苏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阻力。在一次型朝议后，他单独留下李斯，眉宇间带着一丝忧虑：“丞相，减免赋税，停罢工程，国库收入必然大减，各地放归的刑徒、民夫数量庞大，安置亦需钱粮。长此以往，朕恐国用不足啊。且朝中似有非议之声……”
李斯看着这位年轻而充满理想主义的皇帝，心中既有欣慰，也有隐忧。他恭敬地回答：“陛下，民为邦本，本国邦宁。暂时减少的收入，换来的是民心的归附与社会的安定，此乃无价之宝。至于国用，”他顿了顿，胸有成竹道，“臣已与治粟内史核算过，先帝时积攒的府库，足以支撑数年。且暂停大工程，本身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待民生恢复，生产力提升，税基自然扩大，国库亦将重新充盈。”
他走近一步，低声道：“至于朝中非议，陛下不必过于挂怀。任何新政，触及旧利，必遭阻力。陛下只需坚持善政，民心所向，便是最大的倚仗。些许杂音，翻不起大浪。关键在于，新政需有得力之人执行，以防地方官吏阳奉阴违，或从中渔利。”
扶苏闻言，眉头稍展，点头道：“丞相所言甚是。那这推行新政、监察地方之重任，还需丞相多多费心。”
“老臣责无旁贷。”李斯躬身领命。他知道，自己这“托孤丞相”的角色，此刻才真正开始发挥关键作用。他不仅要协助皇帝制定正确的政策，更要为其扫清障碍，确保政令畅通。帝国的巨轮，正在这位新舵手和他的辅政者努力下，尝试着调整那过于急促的航速，驶向一个未知，但似乎充满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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