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令》的雷霆之势，为《恤民诏》的落实扫清了官场障碍。然而，真正将“减轻徭役与赋税”这项核心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却是一项更为复杂、细致的系统工程。这考验的不仅是皇帝的仁德和丞相的决心，更是整个帝国行政机器的执行力。
李斯亲自坐镇丞相府，将这项工作列为当前的重中之重。他召集了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少府（掌管皇室财政及山海池泽之税）、以及各相关官署的负责人，连日会议，核算数据，制定细则。
减轻赋税方面，首要问题是厘清“减免一年或两年”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关东原六国之地，情况复杂，有的地方受战争创伤严重，有的则相对完好。一刀切显然不够精准。
“丞相，”治粟内史郑国（水利专家郑国之后）捧着厚厚的籍册，面露难色，“各地田亩数量、往年收成、人口多寡皆不相同，若简单以地域划分减免年限，恐有失公允。譬如，三晋之地战乱频繁，减免两年理所应当，但齐地相对富庶，是否可酌情只减免一年，或分等级减免？”
李斯沉吟不语，手指轻轻敲击着案几。他深知公平的重要性，若处理不当，好事也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他看向一旁悬挂的巨幅帝国地图，目光锐利。
“郑内史所虑有理。”李斯最终开口，“然陛下仁德，意在普惠万民，不宜划分过细，反生枝节。这样，以郡为单位，由丞相府会同治粟内史，根据各郡近五年之粮产、人口变动、战损情况，综合评定‘受损等级’。甲等（受损最重）减免三年赋税，乙等减免两年，丙等（如关症蜀症齐地核心区）减免一年。评定标准需透明，结果公示各郡，若有异议，可申诉复核。”
这个方案既考虑了差异性，又保持了相对简洁，避免了基层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众人闻言，皆觉可行，纷纷领命。
接着是停罢工程、减轻徭役带来的劳力安置问题。少府令汇报，仅阿房宫、骊山陵（部分停建）遣散的工匠、刑徒、民夫总数便高达数十万之巨。如何让这些人顺利返乡，不成为流民，甚至转化为恢复生产的劳动力，是关键。
“发放路费、口粮，务必足额，不得克扣！”李斯强调，“此事由少府与治粟内史共同负责，钱粮直接从中央府库调拨，沿途郡县设立补给点，凭符券领取。各郡县需做好接收准备，登记造册，确保其能回归户籍，分得田亩，或安排其他生计。”
他顿了顿，补充道：“尤其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各地官府需留意，可酌情吸纳进入官营作坊，或鼓励其为地方建设出力，莫使人才埋没，亦避免其无事生非。”
对于因停罢工程而可能出现的官府收入减少，李斯也早有考量。他下令压缩不必要的皇室开支和官府行政费用，同时鼓励发展商贸，增加关市税收，并计划在民生稍复后，适度恢复对盐铁等专营的管理，以开辟新的财源。
政策细则以丞相府令的形式，连同皇帝的诏书，迅速下发各郡县。与此同时，新设立的“新政监察使”们也纷纷持节出发，奔赴各地。
效果是立竿见影，却又伴随着阵痛的。
在关东某乙等郡，诏书下达当日，乡野间爆发出震的欢呼，许多农民跪在田埂上，向着咸阳方向叩拜，感激皇帝的恩德。被遣返的民夫们拿着官府发放的路费和干粮，踏上了归家的路途，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然而，在另一个丙等郡，郡守看着评定结果，虽不敢违抗，却私下抱怨减免年限太短，影响了他的政绩考核。更有一些原本依靠工程征发从中牟利的底层吏，感到断了财路，消极怠工。
这些情况，都通过监察体系源源不断地反馈到李斯这里。他冷静地处理着，该奖的奖，该惩的惩，该调整的微调。他像是一个高超的医师，既要下猛药祛除沉疴，又要心调理，避免虚不受补。
减轻徭役与赋税的政策，如同给久旱的土地降下了一场甘霖。虽然土地依然贫瘠，恢复生机需要时间，但希望的种子已经播下。帝国的肌体，正在从过度消耗的亢奋状态，逐渐转向休养生息的平稳节奏。而这一切的推动者李斯，正以其惊饶精力和缜密的思维，确保着这架庞大国家机器的齿轮，按照新的指令缓缓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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