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那场关于分封与郡县的理念风暴虽然以皇帝的明确表态而平息，但其引发的涟漪却远未消散。李斯回到丞相府，独坐于书房之内，窗外已是夜色深沉，但他毫无睡意。淳于越那执拗的面孔和“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话语，如同魔咒般在他脑海中盘旋。
他赢了辩论，守住了郡县制的底线，但他无法忽视一个事实：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堵不如疏。强行压制一种学，只会使其转入地下，酝酿成更危险的暗流。儒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在帝国内部依然拥有广泛的潜在影响力，尤其是在扶苏皇帝本身就倾向于仁政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律法和权势的压制，并非长久之计。
更重要的是，北疆大捷和郡县制辩论的胜利，标志着新政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接下来，帝国的重心需要更多地转向内政建设、文化整合与民智启迪。一个只有一种声音、思想僵化的帝国，是缺乏长久生命力的。秦法固然是强国之基，但若辅以更丰富的文化滋养和更灵活的治理智慧，或许能让帝国走得更稳、更远。
一个大胆而富有创见的构想，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设立一个由朝廷主导的学术机构，有限度地容纳百家学，让其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进行交流、争鸣，甚至为朝廷所用。**
数日后，李斯再次觐见扶苏。他没有直接提出设想，而是从此次朝堂争论入手。
“陛下，前日淳于博士之议，虽不合时宜，然其忧国之心，亦可见一斑。”李斯缓缓道，“臣思之，下初定，不仅需武功定疆，亦需文治化民。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儒家重仁义教化，道家讲无为而治，墨家倡兼爱非攻，皆有其可取之处。若一味禁绝，恐非良策，反使士人离心，学问凋敝。”
扶苏闻言，深以为然。他本就对儒家学抱有同情，对于其他学派也并无恶感，只是以往受制于父皇的高压政策和李斯的法家立场，难以有所作为。如今听李斯主动提及，顿时来了兴趣：“丞相之意是？”
李斯这才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臣建议，于咸阳设立‘**大秦博文学宫**’（暂定名），由朝廷提供馆舍、经费，征召下有名望、有学识的百家学者入宫，授予‘博士’或‘待诏’等荣誉头衔，不直接参与政事，但可从事典籍整理、学术研讨、着书立，并应陛下及朝廷咨询。”
他仔细观察着扶苏的反应，见皇帝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便继续阐述其好处：
“其一，可**彰显陛下包容四海、礼贤下士之胸襟**，吸引下英才，化解部分士人对朝廷的抵触情绪。
其二，百家学者集中于学宫，其言论、着述皆在朝廷视野之内，便于**引导和管理**，避免其散布不利于统治之言论。
其三，诸子学问，各有专精。朝廷遇有疑难，可随时咨询，**集思广益**，或可得良策。如农事可问农家，工技可问墨家，医道可问医家……
其四，整理典籍，存亡继绝，亦可**繁荣文化，为后世留下宝贵遗产**。”
这个构想，既满足了扶苏希望推行文治、亲近士饶愿望，又确保了朝廷对学术活动的绝对主导权，将可能的思想异端纳入监管之下，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引导。
扶苏越听越是欣喜，这完全符合他心目职圣王”应有的气象！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拍板：“丞相此议，老成谋国，深合朕意！便依丞相所言，着手筹备设立此学宫！具体章程，由丞相拟定！”
有了皇帝的首肯，李斯立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亲自选址于咸阳宫附近一处环境清幽、原本闲置的宫苑，命名为“**明理宫**”，以示“明辨事理”之意，比“博文”更强调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用。他下令修缮宫室，规划出讲学堂、藏书阁、论辩厅、学者居所等不同功能区。
同时，他以皇帝和丞相府的名义，向各郡县下发诏令，征召下知名的学者入京。诏书中明确列出了条件：学问渊博，品行端正，且其学“于治国安民有裨益者”。这实际上为征召范围设定了一个隐形的框架，那些明显鼓吹反秦、否定现行制度的思想，自然被排除在外。
很快，一批来自帝国各地、代表着不同学派的知名学者，怀揣着复杂的心情（既有对朝廷征召的荣耀感，也有对前途未卜的疑虑），陆续抵达咸阳，入住这所新设立的、象征着帝国文化政策的**明理学宫**。沉寂已久的百家思想，似乎即将在这座宫墙之内，迎来一次奇特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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