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刑徒渐少民安居”是新政在物质层面和社会秩序上结出的果实，那么“**街巷渐闻诵书声**”则是其在文化启蒙层面悄然发生的一场静默革命。这悦耳的声响，在以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高压环境下，是难以想象的。
变化的根源，首先在于**纸张的推广和成本的初步下降**。尽管“秦纸”仍由官方严格控制，主要供应官府和明理学宫，但随着产量的提升和时间的推移，少量纸张开始通过非官方渠道（如赏赐、官员私下流转）流入民间，尤其是咸阳、邯郸等大城剩一些富裕的商贾、退职的官吏、或者地方上的中地主家庭，开始有能力获得这种轻便的书写材料。
同时，朝廷对文化管控的有限度放松，也为民间教育的复苏提供了缝隙。虽然大规模的私学仍被禁止，但范围的、以家族或乡里为单位的蒙学、塾馆，开始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悄然出现。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朝廷认可的启蒙识字课本，如《仓颉篇》、《爰历篇》的纸质抄本，这些书籍因为纸张的应用而变得更容易复制和传播。
于是，在昭德五年的咸阳，细心之人或许能在某些僻静的里巷，听到从某些院落中传出的、稚嫩的**诵书声**：
“……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仓颉篇》片段）
虽然诵读的依旧是服务于秦朝“书同文”政策的识字课本，远非儒家经典那般蕴含深刻的义理，但这声音本身，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知识的学习和传承，不再完全被官府和少数世家大族垄断，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渗透。
一些嗅觉灵敏的书贩，甚至开始冒险抄录一些内容相对“安全”的百家着作片段（如农书、医书、算书，或去除了敏感内容的诗歌），制成轻薄的书卷，在暗地里向有兴趣的士人出售。虽然规模极，且充满风险，但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民间对知识的渴望。
此外，明理学宫的存在，虽然其主要功能在于控制和引导，但其“聚拢学者、整理典籍”的客观效果，也使得咸阳的文化氛围比以前浓厚了许多。学宫内博士、待诏们的公开论讲（经过审查的议题），偶尔也会允许少数经过筛选的士人旁听，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阔眼界、传播思想的作用。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严格的管控之下。朝廷的“挟书律”并未废除，只是执行上不再像始皇时期那般酷烈。任何涉及诽谤朝政、煽动叛乱的内容，依然是绝对的红线。李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允许这微弱的“**诵书声**”存在，是因为它目前有助于教化百姓、培养低级官吏，且处于可控范围。一旦这声音试图挑战现行秩序，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扼杀。
但无论如何，那回荡在街巷之间的、断断续续的**诵书声**，如同黑暗中的萤火，虽然微弱，却预示着被压抑已久的文化生命力正在顽强地寻求复苏的缝隙。知识的光亮，正试图穿透厚重的政治帷幕，照亮更多渴望学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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