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君书》的撰写过程，对李斯而言，不啻为一场对毕生所学与数十载政治实践的全面检视与系统提炼。他仿佛一位技艺炉火纯青的老匠人，伏案于灯火之下，将毕生积累的学识、谋略与感悟，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一一拾起，反复斟酌，最终以心血为线，串连成一条体系严谨、光华璀璨的项链。
在《为君之道》卷中，他开宗明义，深入剖析君主权力的本质与边界。他强调，君主必须“独持权衡”，牢牢掌握最高权柄，以防大权旁落；但同时，他更深刻地指出“权不可滥，威不可恃”，绝对的权力若缺乏智慧与德性的引导，终将招致祸患。因此，君主必须具备“纳谏之明”以广开言路，拥影识人之智”以辨忠奸，胸怀“容人之量”以聚拢人心。他尤其结合长公子扶苏仁厚而略显刚毅不足的性格特点，着重论述了仁德与威仪必须相辅相成的道理，明确指出“过仁则懦，过威则暴”，唯有执中守衡，方能成为一代明主。
在《御臣之策》卷中，李斯以其身历三朝、长期位居中枢的丰富经验，详尽阐述了驾驭官僚体系的方略。他既秉持法家“因能授官，循名责实”的核心原则，强调制度的严密与考耗精准，也融汇了儒家“尊贤使能”的思想，提出官员选拔不仅需考察其才干，更应注重其品性操守。尤为深刻的是，他以近乎自我剖析的勇气，专门论述了如何防范权臣（其笔锋所指，无疑包含了他自身所处的相位）、外戚、宦官等势力坐大专权的策略。其分析切中肯綮，目光犀利透彻，仿佛一位医者，冷静地解剖着帝国肌体上可能滋生的毒瘤，其中蕴含的自我警醒之意，耐人寻味。
在《富国之方》与《民生之本》卷中，李斯系统梳理并反思了新政以来推邪与民休息”政策的成效与不足。他充分肯定了轻徭薄赋、鼓励垦殖对于恢复社会元气的积极作用，但也清醒地看到，国家若想长治久安，必须建立稳固而可持续的财政基础，不能长期“坐吃山空”。为此，他提出了发展官营手工业以掌控关键资源、在重农之余适度鼓励商贸以流通财富、大规模兴修水利以保障农业命脉等一系列具体建议，试图在“藏富于国”以强公室，与“藏富于民”以固根基之间，寻找到一个动态而精妙的平衡点。
《律法之基》一卷，则尤为清晰地反映了李斯晚年思想的演进。他不仅重申了以法治国、一断于法的重要性，更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律法本身应随世情变迁而调整的灵活性，强调了“因时制宜”的必要性，以及执法过程职情理法兼顾”的智慧。他写道：“法者，水也，可载舟，亦可覆舟。善法导民向善，恶法驱民为奸。故立法者，不可不慎。” 这番论述，已超越了早期法家过于强调严刑峻法的刻板形象，透露出其对法律与社会治理关系更为圆融、更深沉次的思考。
不仅如此，李斯更将自身亲历的与吕不韦集团周旋、同赵高势力博弈的惊心动魄之经验教训，凝练于《权变之机》卷；将对匈奴、百越等边患问题的长期观察与战略思考，系统阐述于《边患之虑》卷；甚至，他以一种超越个人生死的前瞻性眼光，对帝国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危机进行了推演，并预先提出了应对之策，汇集成《身后之虑》卷，其深谋远虑，可谓至矣。
这总计十卷的《谏君书，字字珠玑，实为李斯从荀子门下求学问道，到入秦辅佐嬴政成就帝业，乃至扶苏继位后继续参赞枢机，这数十年风云际会中所形成的政见、智慧与谋略的精华总汇。书中既保留了法家思想的冷峻理性与强大执行力，也体现了对儒家、道家等学派某些理念的包容与吸收，更处处闪耀着从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淬炼出的独到见解与深远洞见。当最后一卷竹简刻毕，李斯缓缓搁下笔，望着窗外渐明的色，心中百感交集，有完成宏篇巨着的释然，有将毕生心血托付于未来的期望，更有一丝难以名状的、仿佛交付出自己整个政治生命的怅惘与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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