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帝扶苏病体的缠绵，一种新的政务运转模式在咸阳宫中逐渐固化下来。无论是关乎国本的军国大事，还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宫廷细务，只要是需要皇帝知晓或裁决的事情，内侍或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且慢，容我先询之丞相。”这句简单的话语，成为鳞国中枢权力流转的真实写照——大事务，皆需询之于李斯。
每日清晨，丞相府的谒者舍人便会捧着一摞摞已经由丞相府属官初步整理、并附有李斯亲笔拟票意见的奏章，送往甘泉宫。这本身已是惯例，但如今，送去的不再仅仅是需要皇帝披红的重要文书，还包括了大量以往可能由相关衙署直接执行，或仅需报备皇帝知晓的常规事务。从各郡县上报的粮价波动、刑名案卷摘要，到太仆寺关于宫苑马匹草料消耗的报表，乃至宗正府请示某位宗室子弟婚丧仪制的文书，几乎无所不包。
负责在御前伺候笔墨、传达旨意的中年宦官令，会心翼翼地筛选这些文书。他会先将那些贴着红色标签（代表紧急或重要）的、以及李斯在拟票中明确标注“恭请圣裁”的奏章，挑出来放在最上面。然后，他会趁着扶苏精神稍好的短暂时刻，轻声禀报：
“陛下，丞相呈报，北地郡今岁雪灾，牛羊冻毙若干，郡守请调拨粮秣赈济，丞相拟准从其邻近郡县仓廪调拨，这是具体数目和章程，请您过目。”
“陛下，典客署报，月氏使者已至陇西，不日将抵咸阳，呈贡清单在此，丞相议定接待仪注及回礼章程，请您示下。”
“陛下，将作监请示，阿房宫前殿需更换部分琉璃瓦，丞相批阅，言此项工程非急务，且耗资不菲，建议暂缓，待来年财政宽裕再议…”
扶苏往往只是斜倚在榻上，半闭着眼睛听着。有时，他会勉强睁开眼，扫一眼奏章上李斯那熟悉的、工整而有力的笔迹，微微颔首，声音虚弱地：“丞相…所虑周全，便…依此办理吧。”有时，他甚至懒得去看，只是摆摆手，示意宦官按照李斯的意见去执行即可。
对于那些不太紧急的、贴着蓝色或白色标签的奏章，宦官令的处理就更简单了。他通常只会向扶苏提一下标题：“陛下，河东郡报春耕已毕…”、“少府呈上月宫中用度…”，若见扶苏毫无反应或面露疲惫，便会自觉地将其归入“已呈御览”的范畴，然后按照李斯的拟票意见，转发相关衙署执校
不仅仅是文书流转。即便是后宫的一些事务，例如某位皇子染了风寒，太医署用药后效果不佳；或是某位公主看中了某样来自西域的玩物，内府请示是否可采买；甚至是扶苏自身的饮食起居、用药调理方案，皇后或贴身宦官在拿不定主意时，也往往会下意识地派人去丞相府问一句：“此事，是否需禀明陛下？或丞相有何示下？”
这种“大事务皆询之”的局面，并非李斯有意揽权。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主动要求相关衙署，即便是常规事务，也需形成文书，呈报御前备案。他这是在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维护着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法理地位和尊严，哪怕这只是一种形式。他深知，形式有时比内容更重要，尤其是在皇帝病重、权柄下移的敏感时期。他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帝国的最终决策权，至少在名义上，依然属于皇帝，而他李斯，只是皇帝意志的执行者和在皇帝无法理政时的代行者。
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询之”，也无可辩驳地彰显了李斯在帝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他的意见，他的判断，他的批阅，几乎成为了政务运转的轴心。无论是大官员，还是宫廷内侍，都已习惯于在行动之前，先探询丞相的意向。李斯的丞相府，已然成为帝国实际上的行政中枢和大脑。这种依赖是如茨全面和深入，以至于一旦离开李斯的运作，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似乎都会出现停滞和混乱。这既是李斯个人权威的极致体现，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他将所有的责任和目光都聚集于一身，成为鳞国兴衰系于一身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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