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南沿海地区日益兴旺、潜力巨大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贸易浪潮，庞大的帝国管理机器并未迟钝或失位。在咸阳宫深邃的殿堂内，经过年轻皇帝扶苏的深思熟虑与大力支持，以及以李斯、冯去疾等重臣为首的朝堂诸公多次反复、甚至不乏激烈辩论的廷议之后，一项旨在顺应时势、加强管控、并试图从这股新兴经济力量中获取稳定收益的重要制度创新，终于应运而生——皇帝正式颁布诏书，敕令在帝国东南沿海数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作为中央直属机构，专门负责管理与海外诸蕃国的贸易事宜。
这一举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帝国层面正式承认了海外贸易的巨大价值，并决心将这股原本处于自发、零散、甚至带有几分灰色色彩的民间海洋经济活动，纳入官方化、制度化的管理轨道，使其从“草莽”走向“庙堂”，成为帝国经济与战略体系中一个正式且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批被选定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城市，是经过朝廷精心考量的。它们均位于帝国东南沿海，拥有良好的贸易传统和地理优势：
会稽郡（大致位于今江浙沿海地区）：簇自古便是吴越故地，河网密布，腹地富庶，手工业发达，且拥有然良港，是帝国传统的内外贸易枢纽之一，商贸基础雄厚。
闽中郡（今福建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多优良避风港湾，虽开发较晚，但民风悍勇，善于操舟，与南洋诸岛联系日益紧密，极具发展潜力。
南海郡（今广州一带）：地处岭南，濒临南海，是距离南洋、竺乃至更遥远西方航线最近的然深水港，历史上便与海外有零星往来，地理位置得独厚。
选择这三地，朝廷意图明显：既要依托成熟基础（会稽），也要培育新兴增长点（闽中），更要抢占通往广阔南洋的战略要冲（南海），形成一个覆盖帝国东南沿海、梯次分布、功能互补的海外贸易管理网络。
新设立的市舶司，其职能被朝廷以律令形式明确界定，条文清晰，体现了中枢试图规范、引导并从海外贸易中获利的清晰思路：
其一，征收关税，充实国帑。 这是市舶司最核心的职能。诏令明确规定，所有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无论是帝国商船还是蕃国海舶，在进出指定港口时，都必须先行前往市舶司官署登记报备，接受官吏上船检查，核实船员、货物种类与数量。随后，由市舶司内精通货殖、设有专司估值的吏员，根据货物的珍稀程度、市场价格、数量多寡，按照朝廷颁布的、经过仔细测算的税率（如“十一税”或按货值分等课税），核算应缴纳的关税。税款需当场结清，市舶司出具官方凭证（税契）。所有税收款项，设立专门账簿，逐级上报，最终纳入少府或国库，成为帝国一项新的、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税率制定讲究平衡，既要保证朝廷能从蓬勃发展的海贸中获取可观收益，又不能税率过高而挫伤中外商饶积极性，可谓张弛有度。
其二，管理进出口，维护秩序与安全。 市舶司负责向符合规定的商船发放“公凭”（一种官方出具的进出口许可证），无“公凭”者不得从事海外贸易，以此将贸易行为纳入管制。对于出口货物，尤其是涉及国家战略或敏感技术的物品，如精良的铁器、制式兵器、大型船舶制造技术、涉及农业命脉的大量粮食等，进行严格的审批和数量控制，防止资敌或技术外流，维护帝国利益。对于进口货物，则进行必要的检查，一方面防止诸如兵器铠甲、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禁书、或有害的物种（如某些毒草）等违禁品流入帝国；另一方面也对商品质量进行初步监督，打击以次充好、欺诈行为，维护港口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
其三，接待安置外商，处理涉外事务。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必然有越来越多的蕃商（外国商人）搭乘海船前来帝国港口。市舶司承担起接待、安置和管理这些外商的责任。通常在港口附近划出特定区域，设立“蕃坊”，供外商集中居住、存货和交易，并委派通晓蕃语、熟悉蕃情的“蕃长”进行管理。市舶司负责处理贸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商业纠纷、债务问题，甚至是一些轻微的治安案件，力求做到公平处置，既体现朝上国的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气度，也坚决维护帝国的司法主权和尊严，避免涉外事件升级。
其四，收集海外情报，提供决策咨询。 市舶司的官吏在日常与蕃商、船主、水手的频繁接触中，可以接触到大量第一手的、关于海外诸国的宝贵信息。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政治局势更迭、军事动态、宗教信仰、航海路线、沿途险阻、其他地区的物产价格波动等等。市舶司设有书吏，专门负责将这些零星的信息进行记录、整理、归纳，形成系统的情报文书，定期上报朝廷相关部门（如丞相府、典客署）。这些来自最前沿的情报，对于帝国了解外部世界、制定外交策略、调整贸易政策、甚至规划未来的海外探索（如派遣使节、军事行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价值。
市舶司的设立，如同给原本汹涌澎湃、略显无序的海外贸易浪潮，修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和疏导的渠道。它并未试图扼杀这股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使其从漫流变为可控，从自发走向有序，将其巨大的能量引导至有利于帝国稳定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消息传至丞相府，李斯阅罢诏书副本，微微颔首，枯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案几。他深知“制度”二字对于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在面对海外贸易这种方兴未艾、利益巨大且牵扯复杂的新生事物时，官方及时、有效且富有远见的介入与规范，至关重要。这不仅能防止巨额利润流失于民间、避免因无序竞争和利益争夺引发的混乱，更能将这股新心、代表海洋文明的经济力量，有效地纳入帝国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之中，使其成为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的新助力。
他的脑海中，仿佛已然浮现出千里之外的景象：在会稽、南海、闽中等地的港口，新落成的市舶司官署前，旗帜飘扬，中外商船云集，桅杆如林。穿着帝国官服的市舶司官吏们忙碌地穿梭于码头与官署之间，查验文书，登船检视；身着各异服饰的蕃商与帝国商人讨价还价，人声鼎沸；码头上，力工们喊着号子，将一箱箱丝绸、瓷器、茶叶装上海船，又将来自南洋的香料、珠宝、犀角、象牙卸下岸。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与开放气息的海洋商业文明，正在帝国东南沿海的这几个关键节点，依托着“市舶司”这一制度基石，悄然却坚定地生根、发芽，展现出勃勃生机。
“海贸渐兴设市舶司”，这一步棋，在李斯看来，不仅是帝国经济管理手段的一次重要进步，更是整个帝国治理体系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时，一次成功的自我调适与制度创新。它为帝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海洋事业，无论是经济上的拓展，还是政治影响力的延伸，都奠定了一块坚实而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石。这浪潮，已非人力所能阻挡，顺势而为，加以引导，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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