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的春，涪城的油菜花漫过了田埂。沈砚之站在当年刘备驻军的高台上，望着远处被花海淹没的驿道，仿佛能看见两万荆州士兵踏花而来的景象——他们的甲胄上还沾着赤壁的硝烟，长矛上挑着“汉左将军”的旗帜，马蹄碾过嫩黄的花瓣，留下一路深浅不一的印记。
“先生脚下这块青石板，是当年刘备下马的地方。”涪城县令李舒捧着一卷泛黄的《蜀记》，指尖划过“先主入蜀，百姓夹道”的字样，“那时的人都，刘豫州是来救益州的，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救，就把益州的骨髓都抽干了。”
石板上有个浅浅的马蹄印，是刘备的坐骑“的卢”留下的。沈砚之想起《三国志·先主传》里的“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可在李舒祖传的《涪城私记》里，却记着另一个版本：“先主至，征粮三万户，民有逃入山者，烧其庐，迫其归”。
台下的田埂上，几个老农正在补种水稻。李舒，建安十九年的春，这里的稻田比现在多三倍，后来刘备与刘璋反目，涪城成了战场，稻苗被马蹄踏烂，水渠被尸体堵死，等战事平息，一半的良田都变成了荒地。“我祖父，那年秋，饿殍在田埂上堆成了垛，乌鸦啄食时，连眼睛都不眨。”
他们沿着当年刘备进军成都的路线前行，在德阳亭的废墟里，发现了块断裂的石碑。碑上刻着“建安十九年夏，璋将张任战殁于此”，旁边还有行字：“死者七千，皆益州子弟”。苏临洲蹲下身，用手拂去碑上的尘土，忽然摸到些凹陷的刻痕，是后来人用刀划的，像无数双眼睛在流泪。
“张任是蜀郡人，宁死不降。”李舒指着远处的雁桥，“他战败被俘时，刘备劝他归降，他‘老臣终不复事二主’。可那时的益州人，大多像他一样，把刘璋当自己人，把刘备当外人。”
傍晚时分，他们抵达成都北门。当年刘备围城时，这里曾有过一场惨烈的攻防战，城墙的砖缝里至今还嵌着些锈蚀的箭镞。李舒从城根的土里刨出个陶俑，是刘璋时期的文官俑，袍角被烧成了炭黑色。“城破那，刘璋的官员在府衙里自焚，火焰烧了三三夜，把北门的砖都烤裂了。”
成都府的档案室里，藏着刘璋时期的《益州户籍》。沈砚之翻开泛黄的纸页，建安十六年的记录显示，益州有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其中士族占三成，农户占六成，“家家有存粮，户户有耕牛”。可到了建安十九年刘备入城后，户籍上的“逃户”二字突然多了起来，仅成都周边就有三万多户消失，备注里写着“入山为寇”或“奔汉直。
“刘备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城都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李舒指着档案里的《封赏录》，“诸葛亮、关羽、张飞各得金五百斤、银千斤，良田百顷，这些都来自益州士族的家产。有个叫张裕的预言家，‘先主得益州，九年后必失’，结果被砍了头，尸体扔在锦江边喂鱼。”
档案室的角落里，堆着些刘璋时期的税册。建安十七年，益州的田赋是“十取其一”，而刘备定下的“蜀科”，却改成了“十取其四”，还额外加了“算缗钱”“更赋”等七种杂税。沈砚之忽然想起在成都西市见到的粮价，原来从刘备入蜀的那起，益州百姓的负担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夜里宿在成都的驿馆，沈砚之翻着《三国志·刘巴传》。这位帮助刘备制定“直百钱”的谋士，在传记里被赞为“运筹帷幄”，可在《华阳国志》的注里，却记着他临终前的叹息：“取民过甚，恐难久持”。窗外的锦江水哗哗流淌，像是在重复着那句叹息，从建安十九年的春，一直流到景耀六年的冬。
次日清晨，他们去了刘璋的故宅。如今这里已成了一片菜园，菜农正在翻土，锄头碰到硬物，挖出个青铜酒壶，壶底刻着“永元元年造”，是东汉时期的物件。“这是刘璋父亲刘焉留下的。”菜农擦了擦壶上的泥，“我爷爷，刘璋出城投降那，就抱着这个壶哭，‘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竟不如一个外来人’。”
沈砚之望着菜园里嫩绿的菜苗，忽然明白，蜀汉的命运，其实在刘备入蜀的那个春就已注定。当外来的政权以“兴复汉室”的名义剥夺本土士族的利益，当“厚树恩德”的承诺变成苛捐杂税，当“匡扶正义”的旗帜下埋着无数益州饶尸骨，这个建立在流沙上的王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崩塌的结局。
回程的路上，涪城的油菜花还在盛开，金黄的花海沿着驿道铺向远方。沈砚之想起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府之土”，可这片沃土，终究没能支撑起“兴复汉室”的理想，只留下满地花瓣，在风中诉着一个王朝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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