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平古道的瘴气裹着寒意，沈砚之踩着没膝的腐叶前行时，靴底不断撞上尖锐的石棱。向导，这些棱角是当年邓艾的士兵凿出来的，七百余里险路，每一步都浸着血——有的是坠崖者的血，有的是凿石者的血，最终都汇入了景耀六年那个冬的洪流。
“先生看这崖壁。”苏临洲指着左侧陡峭的岩壁，上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凿痕，最深的足有半尺，边缘还嵌着些锈蚀的铁楔，“《三国志·邓艾传》‘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可这‘造作’二字背后，是两千多名魏兵坠崖而死，尸体都没能运出去。”
他们在一处稍平缓的崖边停下，向导拨开茂密的藤萝，露出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石缝。石缝两侧的岩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指痕，像是有人曾在此拼死攀爬。“这是‘断魂崖’，”向导的声音带着颤音，“当年邓艾的儿子邓忠就在这里摔断了腿，士兵们用藤条把他吊上来时，崖底的惨叫声能传三里地。”
沈砚之蹲下身，指尖抚过那些嵌在石缝里的布片，是蜀锦的残料，带着淡淡的桐油味。他想起在南中见过的藤甲，这些蜀锦或许是魏兵从蜀军尸体上剥下来的，用来裹住溃烂的伤口。“景耀六年，姜维在沓中屯田，为何没在阴平设防？”
苏临洲展开随身携带的《蜀汉边防图》，图上阴平古道的位置标着个模糊的“弃”字。“延熙二十年，姜维曾上书请求在阴平增设戍卒，却被宦官黄皓压下了。”他指着图上的注脚，“当时的司空董厥‘阴平道险，粮运难继，设戍无益’，可他没的是，国库早已拿不出粮来供养戍卒。”
前行约十里，他们在一处坍塌的桥阁遗址前驻足。残存的木梁上，刻着“景耀三年造”的字样，梁身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是蜀军自己烧的。”向导踢开脚下的焦木，“三年前，沓中缺粮，守桥的士兵把桥板拆下来当柴烧，还把铁索熔了铸农具，是‘反正魏兵过不来’。”
桥阁旁的乱石堆里，埋着些腐朽的竹简。沈砚之心地剥离泥土，认出是蜀军的《戍卒日记》，上面的字迹已大半模糊，仅能辨认出“粮尽”“寒甚”“思归”等字眼。其中一卷写着：“十月雪，衣单，卒多冻毙，夜闻崖下鬼哭，似是去年坠崖的兄弟。”
“先生看那片松林。”苏临洲指向远处的山坳，那里的松树排列整齐，树下却没有枯枝，“那是蜀军的坟地。”他们走近细看，每棵树下都埋着块无字木牌，牌前的泥土里，插着些折断的长矛，矛尖都朝着北方。
“景耀五年，这里的戍卒哗变，”向导指着一棵松树上的刀痕，“为首的是个益州籍士兵，‘宁死在家乡，不葬这绝路’，结果被军法处置，尸体就埋在这棵树下。”他忽然从树洞里掏出个陶碗，碗底刻着“阆中王”三个字，“这是那士兵的遗物，他娘还在阆中等他回去收麦子。”
暮色降临时，他们抵达阴平古道的终点——江油关。关城早已坍塌，只剩几段残墙，墙头上的“汉”字旗早已朽烂，被风撕成缕缕碎片。关前的石碑上，刻着江油关守将马邈的投降书，字迹谄媚，与关后蜀军的尸骨形成刺目的对比。
“马邈的妻子李氏，在城破后自缢了。”沈砚之望着石碑旁的枯井，“《蜀记》她死前骂丈夫‘汝为蜀臣，不能死战，何面目见蜀人’，可马邈后来辩解，关里只有三百老卒，连弓都拉不开，根本守不住。”
关城的粮仓里，还堆着些发霉的糙米，估算下来不足百石。苏临洲拿起一把生锈的秤，秤砣上刻着“建兴十年”，却比标准秤砣轻了一半。“连守关的粮食都被克扣，这仗怎么打？”他忽然想起绵竹关的士兵，那些饿了三的农夫，手里的锄头还不如魏兵的铁甲坚硬。
离开江油关时，沈砚之回望阴平古道的方向，瘴气已将来路完全吞没，只隐约听见风穿过石缝的呜咽，像是无数亡魂在叹息。他忽然明白，阴平古道的裂痕，从来不是邓艾凿出来的，而是蜀汉四十三年的积弊——当国库空了，民心散了，连最险峻的险，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屏障。
那些崖壁上的指痕、桥阁的焦木、无字的墓碑，都在诉一个真相：灭亡蜀汉的，从来不是邓艾的奇袭，而是它自己早已在阴平古道这样的绝境里，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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