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宫的桂花在暮秋里落得满地金黄，沈砚之站在司马昭府邸的回廊上，望着庭中宴席上觥筹交错的人影。后主刘禅正举着酒爵，对司马昭笑言“此间乐，不思蜀”，他鬓角的珠玉在烛火下泛着光，与二十年前成都太极殿上的形制别无二致。
“先生看那盏玉杯。”苏临洲的声音压得很低，指尖指向刘禅手边的白玉盏，盏底刻着个模糊的“汉”字，边缘有细微的裂痕，“是章武年间先主用过的，去年被魏军从成都宫里搜出来，当成战利品送了司马昭。”
宴席上正演着蜀地的《巴渝舞》，舞姬的裙摆扫过金砖地，扬起细碎的尘埃。沈砚之认出领舞的女子，是当年成都乐府的伶人，景耀六年城破时被邓艾的部将掳走，如今鬓边已添了白发，舞步却依旧带着蜀地的柔婉。
“刘禅来洛阳三年了，”苏临洲翻着手里的《魏臣奏议》，上面记着司马昭对刘禅的“恩遇”：“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可在附录的《洛阳私记》里，却写着“禅居洛阳，常夜饮，醉后哭骂黄皓误国，醒后复嬉乐如常”。
司马昭忽然举杯，对满座宾客笑道：“安乐公近日新作一诗，诸位不妨共赏。”刘禅闻言，立刻离席叩拜，吟道：“洛阳秋正好，金桂满庭芳。何需思蜀地，此处是吾乡。”话音刚落，席间便响起一片哄笑，唯有角落里几个蜀汉旧臣，低着头用袖子擦着眼角。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那几个旧臣身上，为首的是前尚书令樊建，他如今在魏国做了个闲职，官袍的料子比在蜀地时粗糙了许多。“樊建当年曾力劝后主杀黄皓，”苏临洲轻声，“后主却‘皓乃臣，何足介意’，如今在洛阳，倒常听他念叨‘若听樊建言，不至今日’。”
宴席过半，司马昭命人抬上一坛“蜀锦酿”，酒坛上的标签写着“成都西市造”。“这酒是从诸葛瞻府里搜出来的，”司马昭对刘禅，“安乐公尝尝，比洛阳的酒如何？”刘禅刚抿了一口，便笑着摆手：“不及洛阳佳酿，蜀地酒粗，饮之易醉。”
沈砚之看着那坛酒，忽然想起在成都西市见过的酒肆掌柜，当年为了缴纳酒税，连女儿的嫁妆都当了。如今这坛浸透民脂民膏的酒，却成了洛阳宴会上的笑料，杯盏间的奢靡，映着蜀地百姓的枯骨，像一出荒诞的戏。
宴席散后，沈砚之在回廊偶遇樊建。旧臣望着满地桂花，忽然叹道：“先生可知，后主在成都时，宫里的歌舞从不停歇，哪怕绵竹兵败的消息传来，他还在宴饮。”他从袖中取出片蜀锦，上面绣着“光复”二字，是当年诸葛亮北伐时赐的，“如今锦还在，国已亡，倒不如这桂花，年年还能再开。”
离开司马昭府邸时，洛阳的夜风吹起满地落桂，香气里混着淡淡的酒气。沈砚之想起刘禅吟的诗，忽然明白，“乐不思蜀”或许不是麻木，而是一个末代君主最后的无奈——当成都的宫墙被魏军攻破，当诸葛瞻的血染红绵竹，他能抓住的，唯有眼前这片刻的“安乐”。
可这“安乐”的代价，是阆中张阿大失去的妻子，是南中被征的藤甲，是沓中饿死的士兵，是剑阁关下的白骨。所有被遗忘在蜀地的苦难，都化作洛阳宴会上的酒浆，被轻描淡写地饮下，只留下桂花的甜香，掩盖着血腥的底色。
苏临洲忽然指着远处的城墙，那里有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正在叫卖蜀地的花椒。“连洛阳都有蜀地货了，”他轻声，“只是卖货的人，再也回不了故乡。”
沈砚之望着货郎的背影，在满地落桂中渐渐远去，忽然觉得，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刘禅一句“乐不思蜀”能概括的。它是从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时就埋下的种子，在四十三年的苛政、战乱、离心离德里生根发芽，最终在洛阳的桂花树下，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那些宴会上的笑谈、被当作战利品的玉杯、旧臣袖中的残锦，都在诉：一个王朝的终结，从来不是轰然倒塌的巨响，而是在觥筹交错间，被轻轻遗忘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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