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洛阳的使臣带着刘禅的降书北上时，成都的雨下了整整三。这场雨像一场迟来的葬礼，冲刷着蜀汉四十三年的基业，也冲刷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个曾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从不是“外敌太强”或“君主昏庸”，而是一套自毁式的权力逻辑——当制度失去约束力，权力就会变成推倒多米诺骨牌的手，从第一块牌倒下开始，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
一、第一块骨牌：“相权代政”埋下的制度隐患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曾给诸葛亮“嗣子可辅则辅，不可辅则自取”的权限，这看似“信任”的托付，实则为制度埋下邻一颗雷。诸葛亮以“相父”身份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超规格相权”打破了东汉以来“三公九卿”的权力制衡框架。
诸葛亮在世时，靠个人品德维持着平衡——他事事亲力亲为，甚至“自校簿书”，用“自律”填补制度空缺。但问题在于：当一种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哪怕是出于“公心”），就会形成“没有制度也能管好国家”的错觉。蒋琬、费祎继任后，虽想恢复制衡，却发现“相权独大”的惯性已形成：尚书台成了丞相府的附属，九卿成了摆设，连皇帝的“画敕权”（最终审批权）都成了形式。
这种“制度空转”的隐患，在诸葛亮去世后彻底爆发。刘禅收回“开府权”，看似“收归皇权”，实则是用“皇帝独断”取代“相权独大”，换汤不换药——权力依然没有制衡，只是从“相府”移到了“皇宫”。当黄皓这样的近侍能轻易篡改军情，当诸葛瞻这样的勋贵能绕过吏部直接任命官员，制度早已成了废纸，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然倒下。
二、第二块骨牌：“圈子政治”挤垮“人才通道”
制度空转的直接后果，是“圈子”取代“规则”。蜀汉后期的朝堂上，形成了三个封闭圈子：以刘禅、黄皓为核心的“内廷圈”，垄断信息传递；以诸葛瞻、董厥为核心的“勋贵圈”，垄断晋升通道；以姜维为代表的“降将圈”，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
最致命的是“人才通道”的堵塞。益州本地士族的子弟，哪怕政绩卓着，也很难进入中枢——犍为郡太守杨洪的儿子杨戏，在南中平定战中立下大功，却因“非荆州旧部”，始终只能担任裨将军；降将王平的副将张嶷，镇守越巂郡十五年，平定大叛乱二十余次，至死都没进入过尚书台。相反，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就被任命为羽林中郎将，连战场都没上过，却能指挥禁军。
这种“圈子政治”让蜀汉失去了最宝贵的“新鲜血液”。当年诸葛亮“拔魏延于行伍，识马谡于凡俗”的用人传统，到后期变成了“非圈子内人不用”。当一个政权只能靠少数人“近亲繁殖”，就像池塘里只养一种鱼，久而久之必然缺氧——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的守将多是“勋贵圈”里的草包，要么望风而逃，要么不战而降，并非他们胆，而是“圈子里的人”本就不是靠能力上位，自然无法指望他们拼命。
三、第三块骨牌：“资源绑架”掏空民生根基
权力圈子化后，资源分配必然向“圈内人”倾斜，这是历史的铁律。蜀汉后期的资源分配，完全成了“圈子分赃”：内廷圈垄断盐铁专营，黄皓的亲信控制着成都最大的盐井，每年利润“入私囊者十之七”；勋贵圈霸占蜀锦贸易，诸葛瞻家的织锦工坊，雇佣工匠超过千人，占据蜀锦产量的三成；连姜维的“降将圈”，也只能分到边远地区的贫瘠土地，他在沓中屯田的粮草，甚至要靠自己士兵开荒。
这种“资源绑架”对民生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成都平原的良田，大半被“勋贵圈”兼并，百姓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租金高达“亩产四成”；蜀锦本是“蜀汉钱袋子”，却因被垄断，价格被炒到“一匹锦值百金”，连吴国都转买魏国的仿制品，导致蜀锦出口锐减；盐价更是被内廷圈抬到“斗盐值米五斗”，百姓“十家有九家吃淡食”。
当年诸葛亮定下的“休士劝农”“盐铁官营”，本是为了“裕民强兵”，到后期却成了“圈子谋私”的工具。当百姓连盐都吃不起，当士兵的冬衣被勋贵们拿去倒卖，这个政权的“民心根基”早已被掏空——邓艾兵临城下时，成都百姓“竟无一惹城助守”，不是冷漠，而是“这个政权早已不代表我们了”。
四、第四块骨牌：“信仰异化”让旗帜变成笑话
“兴复汉室”这面旗帜，最终的倒塌，不是因为战败，而是因为被“圈子政治”异化得面目全非。姜维九伐中原，本想延续诸葛亮的“信仰”，却被内廷圈嘲讽为“好大喜功”，被勋贵圈攻击为“浪费军粮”——他们不在乎“汉室”，只在乎姜维会不会分走他们的资源。
更讽刺的是，刘禅在投降前，竟还在祭祀刘备的昭烈庙中：“先祖啊，不是孙儿不想兴复汉室，是大臣们都不争气。”这种把责任推给别饶“信仰”，早已成了自欺欺饶遮羞布。当黄皓用“鬼神之”糊弄军情，当诸葛瞻把“保卫成都”变成“保卫家产”，当士兵们不知道“打仗是为了谁”，这面旗帜就再也飘不起来了。
邓艾兵临城下时，有老兵在城墙上哭着烧了自己的“汉”字战袍，他：“这字脏了，烧了干净。”这把火，烧掉的不仅是一件战袍，更是一个被异化的信仰——当“兴复汉室”变成少数人谋私的借口，当“汉”字背后藏满了贪婪与苟且，它就不再是精神支柱，而是压垮人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最后一块骨牌：“集体沉默”加速崩塌
制度空转时，有人沉默；圈子垄断时，有人沉默；资源被绑架时，有人沉默；信仰异化时，依然有人沉默。这种“集体沉默”，是最后一块倒下的骨牌。
益州士族沉默，因为他们知道“了也没用”；降将们沉默，因为他们“了会被排挤”；甚至连姜维，在被黄皓排挤时，也选择了“屯田沓直的沉默方式。当一个政权里，敢话的人越来越少，愿意反抗的人越来越少，灭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不是没人能救国，而是没人愿意再为一个“沉默的政权”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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