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城的永安宫，在章武三年（223年）的春弥漫着药味。刘备躺在病榻上，手指颤抖地抓住诸葛亮的手腕，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托孤遗言，像一块巨石压在蜀汉权力传承的轨道上。这场被后世称颂为“君臣相得”的典范，实则埋下了“继承合法性”与“权力制衡”的双重隐患。从刘禅继位时的“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到亲政后的“宠信宦官，荒废国事”，蜀汉的继承困局，本质是“强人政治”落幕之后，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最终让“少主失德”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托孤模式”的隐患：强人阴影下的权力失衡
刘备的托孤，看似“信任无间”，实则是乱世职父死子继”传统与“能力优先”现实的妥协。他将权力一分为二：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掌行政、军事大权，李严以“中都护”掌内外军事，试图形成“诸葛主政、李严主军”的制衡；同时让刘禅认诸葛亮为“相父”，以伦理约束强化权力合法性。但这种设计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依赖“诸葛亮的自律”与“李严的配合”，而非制度性约束。
诸葛亮在世时，靠“鞠躬尽瘁”的道德自觉维持平衡。他虽“权倾朝野”，却始终以“臣”自居，《出师表》职陛下亦宜自谋”的劝诫，是对“君权不可僭越”的明确表态；他与李严的矛盾（如粮草运输延误），也以“废李严为民”的方式解决，未引发大规模动荡。但这种“强人主导”的模式，让刘禅在继位的十二年里（223—234年）几乎没有参与政务，形成“温室中长大的君主”——史载刘禅“初即帝位，年十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既未经历战场历练，也未熟悉朝堂运作，对“如何治国”毫无概念。
更深远的影响是“官僚体系对君主的依赖弱化”。诸葛亮时期，官员升迁、政策制定皆由丞相府主导，尚书台成了执行机构，皇帝的“批红权”形同虚设。这种“强相弱君”的格局，让官僚集团习惯了“向丞相负责”，而非“向皇帝负责”。当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虽延续执政，却因“威望不足”难以完全掌控局面，官僚集团开始出现“派系分化”——荆州派依附诸葛瞻，益州派靠拢谯周，宦官集团则借皇帝名义干预政务。
二、“亲政后的迷失”：少主失德与权力失控的恶性循环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刘禅在蒋琬、费祎辅佐下又过了十年“半亲政”生活（234—244年）。延熙七年（244年），蒋琬病逝、费祎迁大将军，刘禅正式亲政，此时他已三十五岁，却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对权力既好奇又恐惧。
亲政后的刘禅，首先做的是“收回权力”。他废除“丞相”职位，将行政权分散到尚书台、侍中寺等机构；收回“开府权”，让蒋琬、费祎等重臣“虽位高而无实权”；同时提拔宦官黄皓、外戚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以“身边人”制衡外朝大臣。这种“分权制衡”的初衷或许是“防止权臣再现”，但实际效果却是“权力碎片化”——决策效率低下，大臣互相推诿，最终“近侍得势，外朝失权”。
刘禅的“失德”，并非生昏庸，而是“缺乏帝王教育”与“权力缺乏约束”的必然。他自幼长于深宫，刘备在时“军务繁忙，无暇教之”，诸葛亮虽在《出师表》中劝“亲贤臣，远人”，却未建立系统的帝王培养机制（如让刘禅参与政务讨论）。亲政后，他面对的是“繁文缛节的礼仪”“派系林立的朝堂”“危机四伏的边境”，既无力应对，又无人能教，只能转向“享乐”逃避——史载他“广造宫室，采择民女”，在宫职作乐饮宴，昼夜不休”，甚至“引宦官黄皓等戏于后园”。
更致命的是“对政务的彻底疏离”。姜维北伐的奏疏，他“看后即忘”；南中叛乱的急报，他“交由黄皓处理”；连邓艾偷渡阴平的军情，都因“黄皓言鬼神佑护”而搁置。当大臣郤正劝谏“陛下宜亲理朝政”，他竟“政由葛氏时，朕亦安乐，今亲政反劳心，不如仍委诸臣”——这种“甩手掌柜”心态，让权力彻底落入黄皓、诸葛瞻等“私利集团”手中，他们“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将蜀汉的行政体系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
三、“继承合法性”的动摇：从“汉祚延续”到“蜀主自弃”的认同危机
刘禅的失德，不仅是个人品行问题，更动摇了蜀汉“继承合法性”的根基。刘备称帝的合法性来自“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身份，以及“兴复汉室”的政治承诺；诸葛亮执政时，靠“北伐壮举”与“治蜀成效”维系合法性；而刘禅亲政后，既无“宗室号召力”（相比刘备的“皇叔”身份，他的“汉祚象征”已淡化），又无“政绩支撑”（北伐屡败，民生凋敝），只能靠“父亲与相父的遗产”苟延残喘。
合法性的动摇，首先体现在“士族的离心”。益州士族谯周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汉）亡于肇建之国（曹魏）”的寓言，暗讽刘禅“信谗好佞，不修德政”，质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连荆州派的后裔（如罗宪），也因“不满黄皓专权”而被外放，逐渐对朝廷失去信心。当士族阶层从“合作”转向“观望”甚至“反对”，政权的社会基础便已松动。
更深刻的是“民众认同的丧失”。成都百姓曾因“诸葛亮治蜀”而认同“汉统”，但到刘禅时期，“苛捐杂税”“连年征战”让他们“视蜀汉为负担”。邓艾兵临城下时，百姓“竟无一惹城助守”，反而“夹道欢迎魏军”，这并非“忘恩负义”，而是“对失德君主的抛弃”。正如《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载，刘禅投降后，蜀地百姓“无哀痛者”，可见其民心已失。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不思蜀”的典故。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暴露了个饶昏庸，更彻底否定了蜀汉的“汉祚传潮——连皇帝都“不思蜀”，百姓为何要“为蜀卖命”？这种“自弃合法性”的行为，比任何军事失败都更能摧毁政权的根基。
四、继承困局的本质：制度缺失下的“人治”悲剧
蜀汉的继承困局，本质是“人治”模式的必然悲剧。刘备、诸葛亮时期的“成功”，依赖于个人能力与道德（刘备的“仁德”、诸葛亮的“忠诚”）；而当继承者（刘禅）缺乏这些品质，又没有制度约束时，政权便会迅速滑坡。
对比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与东吴的“世袭领兵制”，蜀汉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官员选拔与权力交接制度。诸葛亮虽强调“依法治国”，却未触及“皇权制衡”的核心——如何防止“君主失德”？如何确保“权力平稳过渡”？他的《出师表》更多是“道德劝诫”，而非“制度设计”。这种“重人治、轻制度”的倾向，让蜀汉在“强人去世”后，陷入“少主失德—权臣乱政—民心离散”的恶性循环。
历史的吊诡在于：刘备的托孤既想“保儿子继位”，又想“保国家不亡”，却没意识到这两者在“儿子无能”的前提下难以兼容。诸葛亮的忠诚既想“辅少主”，又想“复汉室”，却没意识到“少主无能”会让“复汉室”成为泡影。当“父死子继”的传统遭遇“能力不足”的现实，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如“禅让”“废立”的合法程序），灭亡便成了唯一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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