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破后的第三日，邓艾率军进入蜀汉宫城。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他发现了一卷泛黄的竹简，上面是诸葛亮亲撰的《蜀科》残篇。竹简上的字迹力透纸背，“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八个字尤其醒目——这曾是蜀汉引以为傲的法治基石，如今却与散落的锦盯断裂的玉圭一起，成了王朝覆灭的注脚。
司马昭在洛阳读到这卷残篇时，提笔在旁批注：“诸葛丞相立法如操斤斧，后世执斧者却化为钝刀，蜀之亡，非无法，而在法之不行也。”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缺少制度设计，而是法治的弛废与纲纪的崩摧。从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到后主时期“法令滋彰，而巧伪滋甚”，短短数十年间，这个曾以“法治”安邦的政权，一步步沦为“有法不依、赏罚不明”的混乱之局。当规矩不再约束权力，当公正让位于私怨，亡国的种子便已深埋。
一、《蜀科》的理想与现实的裂痕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制定《蜀科》，为蜀汉的法治奠定了根基。这部法典的核心是“限权”——既约束百姓，更约束权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便是《蜀科》精神的体现：哪怕是皇室宗亲、功勋旧部，违法必罚。
最典型的案例是马谡之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因失守街亭被处斩，诸葛亮“为之流涕”，却仍坚持“军令如山”；同时，他自贬三级，以“用人失察”承担责任。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执行力度，让《蜀科》在蜀汉初期拥有极高的权威。史载当时“蜀民感亮遗爱，虽严刑峻法，不敢怨怼”，正是因为法治的公正赢得了民心。
但《蜀科》的生命力，依赖于执法者的坚守。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尚能恪守“依法治蜀”的原则：蒋琬任大司马时，其弟蒋斌因“私放死囚”被弹劾，蒋琬主动将其贬为庶民；费祎执政时，宦官黄皓试图干预司法，被费祎当庭斥责“越权干政，当付有司论罪”，黄皓因此收敛多年。
裂痕的出现，始于陈祗任侍郑陈祗为迎合后主，开始“曲法徇私”：后主想为宠妃胡氏之父封侯，按《蜀科》“非功不封”的规定应驳回，陈祗却以“陛下恩宠”为由破例；黄皓的亲信违法盗卖官粮，本应处斩，陈祗却改为“杖责五十，官复原职”。这些操作看似事，却像第一缕裂缝，让《蜀科》的权威开始松动。
到了姜维与黄皓争权时期，法治彻底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姜维为排除异己，罗织罪名构陷反对北伐的官员，如将尚书令陈祗的堂弟陈裕贬为庶民，理由竟是“非议军事”；黄皓则利用司法报复政敌，曾诬陷巴郡太守罗宪“通当，若非刘禅昏聩中尚存一丝清醒，罗宪几乎被处死。《蜀科》中的“疑罪从无”“证据为王”等原则，早已被抛诸脑后。
二、赏罚颠倒：激励机制的全面崩塌
法治的核心是“赏罚分明”——让守法者得偿，让违法者受惩。但蜀汉晚期的赏罚体系，却陷入了“颠倒错乱”的境地：有功者不赏，有过者不罚，甚至“有功者受罚，有过者受赏”，彻底摧毁了官吏与百姓的行为准则。
先“有功不赏”。南中督护霍弋，在景耀年间平定永昌郡少数民族叛乱，“斩首千余，稳定南疆”，按《蜀科》应“晋爵封侯”，却因未依附黄皓，仅被象征性地“赐绢百匹”；巴东太守罗宪，坚守永安抵御东吴入侵，“粮尽兵疲而不退”，战后竟被调往偏远的武陵郡，理由是“恐其功高震主”。这种“有功反遭猜忌”的氛围，让将士们“战则心寒，守则意懒”。
更严重的是“有过不罚”。阳安关守将蒋舒，开城降魏导致要塞失守，其家人按律应“连坐处死”，却因黄皓收受其贿赂，竟“免予追究”；后主的宠臣胡烈，在负责军需时“克扣粮草，中饱私囊”，导致前线士兵“饥寒交迫”，事发后仅被“贬为庶人”，不出半年又被召回宫中任侍郑这种“权贵违法不受究”的现实，让百姓对法治彻底失望，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蜀法如纸，权贵如虎”，便是最直白的控诉。
最荒诞的是“赏罚颠倒”。姜维在段谷大败，“士卒死者数万，粮草损失殆尽”，按律应“革职问罪”，却因后主偏袒，反被“加督中外军事”；而反对北伐的谯周，只因上书劝谏，便被“贬为散骑常侍”，变相剥夺了参政权力。这种“以帝王喜恶定赏罚”的操作，让《蜀科》彻底沦为具文——既然守法未必得赏，违法未必受罚，谁还会把规矩放在眼里？
赏罚机制的崩塌，直接导致了“吏治腐败”。地方官员“以搜刮为能事”，如犍为太守何祗，上任后“强占民田数百亩，掠民女为妾”，却因“岁入私钱十万缴予黄皓”而官运亨通；军队将领“以保命为首要”，如沓中守将句安，在魏军进攻时“未战先降”，竟被曹魏封为“列侯”，消息传回蜀地，将士们“皆曰：‘战不如降，守不如逃’”。当“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成为常态，整个政权的运行逻辑便已扭曲。
三、司法腐败：从“明镜高悬”到“暗箱操作”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司法，曾以“公正透明”闻名。当时的廷尉（最高司法官）张裔，“断案如神，不徇私情”，影蜀镜”之称。史载有一次，张飞的养子张苞因“酒后伤人”被告上法庭，张裔依法判其“杖责五十，赔偿医药费”，诸葛亮得知后“叹曰：‘廷尉守职，吾无忧矣’”。
但到了蜀汉晚期，司法系统已彻底沦为“暗箱操作”的工具。黄皓与陈祗把持廷尉府，任命亲信担任司法官员，导致“狱讼不公，冤狱丛生”。当时的廷尉孟光，本是清廉正直之士，却因多次反对黄皓干预司法，被罗织罪名“免官归田”，其职位由黄皓的姐夫陈裕接任——此人本是个市井无赖，竟能执掌全国司法，可见当时的司法腐败已到了何种地步。
司法腐败的第一个表现是“卖官鬻狱”。有钱有势者，哪怕犯下滔大罪，也能通过行贿脱罪。蜀郡豪强张裕，因“私通曹魏，泄露军情”被捕，按律应“凌迟处死”，其家人向黄皓行贿黄金百斤，竟被改为“流放南直；而无权无势者，哪怕清白无辜，也可能被诬陷定罪。成都平民李信，因得罪黄皓的家奴，被诬告“盗掘皇陵”，未经审判便被“斩于市，家产抄没”，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个表现是“政治审疟。司法成了排除异己的武器。姜维的部将赵广，因反对黄皓干政，被诬告“谋反”，虽查无实据，仍被“赐死狱直；本土士族代表谯周，因力主“休养生息”，被罗织“诽谤朝政”的罪名，险些入狱，最终靠同僚力保才得以幸免。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审判，让士大夫们“人人自危，不敢直言”。
第三个表现是“刑讯逼供”。为了快速定案，司法官员动辄对嫌疑人严刑拷打，导致“冤假错案遍地”。南中地区有个叫李恢的吏，因不愿参与太守的贪腐活动，被诬陷“贪污军粮”，在狱职被拷打三日，体无完肤”，最终屈打成眨这种“以刑代法”的操作，让百姓对司法系统彻底失去信任，史载当时“蜀人遇冤，宁赴江蹈火，不愿告官”。
当司法不再是“正义的最后防线”，而成了“权贵的工具”，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道德根基。百姓不再相信“王法”，士兵不再相信“军功”，官员不再相信“操守”——整个社会的规则体系彻底崩塌，只剩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四、法治与人心：不可逆转的崩塌
邓艾在成都城的监狱里，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卷宗：上面记录着蜀汉最后十年的冤狱数量，竟高达三百余起，是诸葛亮时期的二十倍。卷宗的最后，有个不知名的狱卒写下一行字：“法弛则民离，民离则国亡，此理之必然也。”
这行字，道破了法治与亡国的关联。诸葛亮的《蜀科》，本质上是在乱世中重建“规则”——让百姓相信“努力耕作便有收成”，让士兵相信“奋勇杀敌便有封赏”，让官员相信“清正廉明便有前程”。这种对“规则公平”的信念，是比粮草、军队更重要的“民心凝聚力”。
而蜀汉晚期的法治弛废，恰恰摧毁了这份信念。当百姓看到“守法者饿肚子，违法者享富贵”，便会“弃农从盗”；当士兵看到“死战者无赏，投降者封侯”，便会“临阵倒戈”；当官员看到“正直者遭贬，谄媚者升迁”，便会“同流合污”。人心的离散，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规则被破坏”中，一点点冷却、硬化，最终变成“事不关己”的冷漠。
所以，当邓艾的军队翻过山岭，当钟会的大军兵临城下，蜀汉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魏军”，士兵“望风而降”，官员“争献降策”——不是他们不爱故土，而是这个政权的法治早已背叛了他们，让他们看不到坚守的意义。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在“法治弛废”中找到了最终答案：一个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的政权，一个让公正让位于私权的政权，一个失去民心信任的政权，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正如《管子》所言：“法者，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程式不正，仪表不端，则乱莫大焉。”
下一章，我们将从“战略迷失”的角度，剖析蜀汉在军事部署上的致命失误。当“以攻为守”变成“盲目冒进”，当“据险而守”变成“门户洞开”，这个政权的军事防线，早已在战略的混乱中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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