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冬夜总是来得早。景耀六年十一月的月光，透过汉昭烈庙的窗棂，洒在刘备的泥塑神像上，让那尊曾被香火熏得黝黑的面庞，竟透出几分苍白。庙外的街道上，零星有魏军巡逻的马蹄声掠过，打破了这座古都自刘璋降蜀后，四十余年未曾有过的死寂。当刘禅的降书送出城门时，那些曾在丞相府前跪拜哭送诸葛亮灵柩的百姓，此刻正蜷缩在自家屋檐下，听着北风卷过巷陌，不知该为苟全性命庆幸，还是该为故国倾覆悲戚。
一、宫城深处的抉择：从“北地王殉国”到“安乐公降诏”
太极殿的铜鹤在烛火中投下扭曲的影子，刘禅坐在龙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上的饕餮纹。阶下，北地王刘谌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满朝文武的耳膜。“陛下！先帝创业于蜀，四十年栉风沐雨，岂能以一纸降书拱手让人？臣愿领宗族子弟死守成都，纵然战死，亦无愧于昭烈皇帝！”这位刘禅的第五子，双目赤红，腰间的佩剑已出鞘寸许，寒光映着他年轻却决绝的脸。
刘禅的喉结动了动，却没出一个字。他瞥向站在角落里的黄皓，对方正用眼神示意他“莫要冲动”。三前，当邓艾的大军抵达成都北郊的洛城时，宫中的禁军统领曾奏报“尚有甲士三万，可守三月”，可光禄大夫谯周的话却像冷水浇头：“成都粮库仅够支撑一月，若魏军围城，百姓必生内乱，到那时陛下想降也晚了。”
“皇叔此言差矣！”刘谌转向谯周，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南中七郡尚有兵力，东州兵旧部多愿死战，姜维大将军在剑阁仍有数万兵马，为何不坚守待援？”
谯周抚着胡须，慢悠悠地答：“南中蛮夷久不服王化，若召之入援，恐引狼入室；姜维远在剑阁，钟会大军牵制其不得脱身；至于东州兵……”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阶下几位出身东州的大臣，“他们的家眷多在中原，人心早已浮动。”
这番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令中最后一丝抵抗的火苗。刘禅看着儿子紧握剑柄的手，忽然想起自己十七岁登基时，诸葛亮曾指着太庙的先帝牌位告诫他“为君者，当知进退，更当知护佑万民”。那时他不懂，只觉得丞相的话太过沉重，如今却似乎有些明白了——只是这“护佑”，竟要以舍弃祖宗基业为代价。
当晚，北地王刘谌带着妻子崔氏和三个幼子，来到汉昭烈庙。他跪在刘备的神像前，将降书的内容一一哭诉，然后拔出佩剑，先杀了哭求“苟活”的妻子，再亲手刺死三个懵懂的孩子。最后，他对着神像磕了三个响头，横剑自刎。血溅在神像前的青铜鼎上，与多年前祭祀的酒痕混在一起，像一道永不褪色的伤疤。
刘谌的死，没能改变刘禅的决定。五日后，刘禅率领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反绑双手，车载空棺——出北门投降。邓艾亲自为他松绑，焚烧了空棺，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了降表。当“汉”字的龙旗从宫城的旗杆上降下时，成都的百姓中有老妇哭倒在地，指着空喃喃自语：“丞相啊，您的‘兴复汉室’，终究是成了泡影……”
二、剑阁的最后一搏：姜维的复国梦与士大夫的冷眼
绵竹失守的消息传到剑阁时，姜维正在军中推演战局。这位年近六十的大将军，手指在地图上的“成都”二字上停留良久，忽然将竹简狠狠摔在案上，吼道：“诸葛瞻匹夫！枉你是丞相之子，竟连三日都守不住！”帐外的士兵听到吼声，都不敢作声——他们跟着姜将军征战多年，从未见他如此失态。
副将廖化走进来，递上一封密信：“将军，这是从成都传来的消息，黄皓已不知所踪，谯周正在劝陛下投降。”姜维展开信纸，看着看着，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忽然冷笑一声：“想让我姜维降魏？痴心妄想！”
当晚，姜维召来张翼、董厥等将领，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钟会大军在剑阁外日久，粮草不济，必生异心。我等可假意投降，劝其据蜀自立，再趁机诛杀钟会、邓艾，复立汉帝！”
廖化皱起眉头：“将军，陛下若已降，我等复立何人？况且钟会乃魏之重臣，未必会反。”
“陛下降，是迫于无奈，”姜维眼中闪过一丝执拗，“钟会素有野心，我观其军中调度，早已不甘居人下。只要我等推波助澜，必有可为！”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归蜀，诸葛亮对他“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可继吾志”，这份知遇之恩，成了他此刻唯一的支撑。
于是，姜维向钟会送去降书，言辞谦卑：“维久慕将军威名，今蜀主昏聩，命归魏，愿率部归降，效犬马之劳。”钟会果然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与姜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仿佛真成了知己。
姜维趁机向钟会进言：“益州府之国，易守难攻，将军若能据簇自立，可比刘备当年。邓艾专擅受降，已有不臣之心，不如先除之，再图大业。”钟会本就忌惮邓艾抢了头功，听姜维一，当即决定动手。他上书司马昭，诬告邓艾“谋反”，又伪造了艾的书信，故意用词傲慢，激怒了司马昭。
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将邓艾押回洛阳，钟会趁机接管了艾的军队。此时的钟会，手握二十万大军，又有姜维的“支持”，越发觉得自立有望。姜维见时机成熟，便劝他：“应尽杀北来诸将，以防不测。”钟会犹豫再三，最终在元宵夜召集魏军将领，谎称“郭太后有遗诏，令吾讨司马昭”，逼他们签字表态。
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透着致命的缺陷。钟会麾下的魏军将领多是北方人，家眷都在中原，谁愿跟着他在蜀地冒险？当消息泄露后，魏军士兵哗变，涌入钟会的营地。姜维率部死战，他身被数创，仍挥剑斩杀数人，最终力竭而亡。临死前，他望着成都的方向，喃喃道：“先帝、丞相，姜维无能……”
姜维的复国梦，最终成了一场血腥的闹剧。他死后，魏军在成都烧杀抢掠，刘禅的太子刘璇、关羽的后裔关彝等都死于乱兵之郑而那些曾在诸葛亮麾下效力的老臣，大多选择了沉默——他们见过太多征战，厌倦了无休止的厮杀，在他们看来，姜维的挣扎，不过是徒劳的牺牲。
时任巴西太守的马忠之子马勋，在乱中护着百姓躲入太守府。他对属下：“汉祚已尽，非人力可回。姜将军忠则忠矣，却不知时势。”这种“知时势”的冷漠，恰是蜀汉后期士大夫心态的缩影——当理想被现实反复碾压，忠诚便成了沉重的负担，活下去，成了最实际的选择。
三、降者的结局：安乐窝中的故国之思与历史的镜鉴
刘禅被迁往洛阳后，司马昭封他为“安乐公”，赐宅第、奴婢，待遇优渥。一次宴会上，司马昭特意安排蜀地的乐舞，随行的蜀汉旧臣都触景生情，暗自垂泪，唯独刘禅看得津津有味。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
郤正听闻后，私下对刘禅：“陛下下次若再被问，应泣而答‘先人坟墓远在陇、蜀，心常悲戚，无日不思’，或可感动陛下（司马昭）。”后来司马昭果然再问，刘禅便按郤正教的话了一遍，只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笑道：“这话怎么像郤正的？”刘禅睁开眼，惊讶道：“确实是他教我的！”左右皆笑。
这段“乐不思蜀”的典故，成了后世嘲笑刘禅昏庸的铁证。可很少有人注意到，刘禅投降后，蜀汉的百姓并未遭受大规模屠戮，成都的城郭、农田都得以保全。那位力主投降的谯周，虽被时人骂为“卖国贼”，却在降书中特意要求魏军“保护蜀民，勿犯秋毫”。或许，从民生的角度看，刘禅的“昏庸”，反而避免了更大的战乱。
而那些不愿投降的蜀汉旧臣，命运则各有不同。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等被迁往洛阳，虽得官职，却形同软禁；镇南大将军霍弋在南中得知刘禅已降，痛哭三日，最后为保南中百姓，也只得降魏；曾劝谏诸葛瞻的黄崇之子黄勖，隐姓埋名，在绵竹关附近务农，每逢清明，都会去诸葛瞻父子战死的地方，插上一束野菊。
多年后，晋朝的史官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他登上锦官城的城楼，望着远处的武侯祠，想起自己曾是蜀汉的观阁令史，想起诸葛亮治蜀时“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他在《蜀书》的末尾写道：“蜀之为国，号为府，然历经数代，君臣乖隔，民有菜色，终至覆亡，非独兵弱也，盖失其政也。”
这句话，或许道破了蜀汉灭亡的根本。当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成了绝响，当姜维的“九伐中原”耗尽了国力，当黄皓的专权撕裂了朝堂，当谯周的“投降论”成为主流，这个曾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早已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内核。绵竹的战火、成都的降幡，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最终呈现。
洛阳的月光，终究照不亮蜀地的沟壑。刘禅在洛阳安然度过余生，直到泰始七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下葬时，没有使用帝王的礼器，只陪葬了一件蜀锦制成的背心——那是他年轻时，诸葛亮亲手为他缝制的。或许在某个午夜梦回，这位安乐公也曾想起成都的宫墙，想起那位总爱板着脸的相父，只是那份故国之思，早已被“此间乐”的安逸，磨成了模糊的影子。
而蜀地的百姓，很快便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他们继续在都江堰的灌溉下耕种，在锦江边织蜀锦，只是偶尔会对孩子起：“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个汉国，有位丞相，想把我们带向北方……”历史的尘埃，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渐渐掩埋了曾经的壮志与悲歌，只留下那些在史书中凝固的名字，供后人反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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