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羊毛的必须带！”红梅的声音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决，“北京冬能冻掉耳朵！”
地上摊着那个崭新的粉色行李箱，拉链已经绷得发出抗议。红梅跪在地上，用力压着箱盖，要把第五件毛衣塞进去。
英子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蓝色格子睡裤口袋里。上面是件短袖白色t恤，头发刚洗过，松松地披在肩上，发梢还带着湿气。房间里的电风扇嗡嗡转着，吹得她额前的碎发飘起来。
“妈，你别给我弄了。”英子的声音无奈，“真的太多了。我真的穿不下呀！”
红梅不抬头，继续往里塞那包绿豆圆子。绿豆圆子用塑料袋装着，塑料袋外面又套了个布袋子。红梅塞进去，又拿出来，调整位置，再塞进去。
母亲总在离别时变成仓鼠，拼命囤积一切她觉得你用得上的东西。哪怕行李箱已像孕妇的肚子，她还想再塞进一个备用子宫——一个能随时把你装回她生命里的、绝对安全的襁褓。
“再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英子走过来，蹲在红梅旁边，“放假了我就回来了呀。再缺什么东西我再从家拿，或者你给我寄也校这么多东西我拿也不好拿，弄也不好弄。根本装不下。”
红梅的动作停了一下。她的手指还按在那件毛衣上，毛衣是米白色的，纯羊毛的，摸上去软软的。她特地在百货大楼买的，花了一百八十块钱。售货员，这是今年早秋最新款，北京的大学生都爱穿这个。
“你看你给我买了多少。”英子指着箱子，“这才夏呢，你给我冬的衣服都买了。北京又不是北极，哪有那么冷？”
年轻人眼里的世界是敞篷跑车，妈妈眼里的世界是带暖气的装甲车——她总怕你冻着，哪怕你正要去的是热带。
常松抱着年在门口站着。年手里拿着个塑料汽车，在常松怀里扭来扭去。
“傻丫头，”常松开口了，声音里带着笑，“你妈不放心你呀。你看你从来没出过远门，这第一次跑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红梅抬起头。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但她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看着英子，看了很久，然后：“妈……现在要不是有年，啥也跑到北京陪读。”
常松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很短，几乎看不见。他怀里的年动了动，汽车掉在地上，啪嗒一声。
“就是，”常松立刻又笑起来，声音提高了些，“我也去。我们一起去陪英子。”
英子也笑了，摇摇头。“常叔，我走了，我妈和我弟就交给你照顾了。你多辛苦点。”她顿了顿，看着常松，“等我毕业上班了，我接你和我妈、我弟到北京。”
常松点点头，没话。他心里有点热，又有点涩。这丫头，到底还是懂事的。但他也知道，这话听着暖心，真到那，你还认识我吗？北京那么大，大学那么多年，见的人那么多。等你毕业了，有本事了，眼里还能有我这个叔？等到那个光景，你妈你弟你是要接的，我又算哪根葱呢？
他低头看年，年正伸手抓他下巴上的胡茬。
继父的爱，像一只借来的壳。他缩在里面，心翼翼地给予温暖，却永远无法真正长成这壳的一部分。他时刻准备着，等里面的蜗牛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新壳，便会将他这只旧壳，连同那些共度的风雨，一起遗弃在来时的路上。他的付出，从一开始就写好了归还的日期。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声音很大，很急，由远及近。然后门口的光被挡住了一半——常莹站在那儿。
她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还在滴水。身上套了件褪了色的粉汗衫，料子薄，被水浸得透透的，像个诚实的叛徒——毫不遮掩地出卖了她下垂的胸部轮廓，仿佛两只泄了气的皮球在破布袋里晃荡。 下面是条宽松的灰色短裤，裤脚卷到膝盖。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左脚那只鞋带断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
她跑得急，差点被门槛绊倒，整个人往前冲了两步才站稳。
她这半生，总是这样慌慌张张地奔向每一个可能有温暖的地方，像一只总在寻找落脚点的、羽毛稀疏的老家雀。她不明白，有些屋檐，生来就不是为她这样的鸟准备的。
“接到哪里去啊？”常莹喘着气，眼睛亮着，“我能去吗？”
常松笑出声。红梅也抬起头，嘴角弯了弯。
“可以去啊，”红梅，“当然可以去。你是孩子姑姑，怎么不能去？”
“英子要把你接到北京去呢。”常松补了一句。
常莹咧开嘴，笑得牙龈都露出来。“接我到北京？哈哈！”她用手背抹了一下下巴上的水，“那我可真没白疼你。”
她转身又往客厅跑，拖鞋啪嗒啪嗒响。不一会儿，抱着一床被子回来了。
被子用大红牡丹花的被面套着，崭新，蓬松，鼓鼓囊囊的。常莹抱着它，像抱着一大团云，神气活现。
“这可是我特意回寿县找做羽绒被的老季做的！”她声音响亮，“暖和！英子，这个一定得带着！”
她站在屋子中间，抱着那床大红被子。被子太大了，把她整个人都挡住了，只能看见她的头和脚。她的头发还在滴水，水珠滴在被子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
红梅还跪在地上，手按着行李箱。常松抱着年，年不玩汽车了，瞪大眼睛看着那床被子。英子站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常莹。
常莹没察觉到这安静里的不对劲。她把被子往上颠吝，抱得更紧了。
“新做的，”她，“全是鸭绒。老季，这是最好的鸭绒，从合肥收来的，一只鸭子身上就取那么一点点。我让他给我做了两床，一床给你，一床我给你杜凯哥留着。”
她着，非要演示被子多结实。她把被子放在地上，拽着被角，猛地一抖——
灰尘和羽绒飞起来。
不是一点点，是很多。白色的、灰色的羽绒，混着细的灰尘，在空气里飞舞。
正好糊了常松一脸。
常松没躲开。他抱着年，没法躲。羽绒扑在他脸上，钻进他的鼻孔，他的嘴巴。他眨眨眼，睫毛上挂了几根白色的绒毛。
年被呛得打了个喷嚏。
“阿嚏！”
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年打完喷嚏，愣了几秒，然后嘴巴一撇，哭了。
常松还站在原地，顶着一头羽绒。那些绒毛沾在他的头发上，他的眉毛上，他的肩膀上。他整个人像刚从羽绒厂里出来——不，此刻他的造型，更像刚从鸭绒厂偷情被抓，满脸都是抖不掉的证据，怀里还抱着个目击了整个过程的“证人”。
常莹看着常松，看着年，看着满屋子飞舞的羽绒。她张了张嘴，然后嘿嘿笑了。
“新被，”她，声音零，“有点飘……”
常松抹了把脸。他抹得很慢，从额头抹到下巴。手上沾满了羽绒和灰尘。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常莹。
“姐，”他，声音很平静，“你这是给英子带被子，还是给我‘戴孝’呢？”
屋里又安静了。
然后英子笑了。她捂住嘴，但笑声还是从指缝里漏出来。先是声的，然后越来越大。她笑得弯下腰，肩膀一抖一抖的。
红梅也笑了。她本来眼眶是红的，这一笑，眼泪真的掉下来了。但她是在笑，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常松看着她们笑，自己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羽绒跟着抖，有几根掉下来，落在年头上。年不哭了，伸手去抓爸爸脸上的绒毛。
笑了一会儿，红梅站起来。她走到常莹面前，看着那床被子。被子摊在地上，大红色的被面，金色的凤凰，在灰尘和羽绒里躺着。
那床被子的审美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春晚——红得喜庆，花得热闹，土得掉渣，也真心得让人想哭。
“姐，”红梅，声音温和，“你的心意领了。但这个被子真的不能带。”
常莹脸上的笑没了。
“北京有被子，”红梅继续，“他们学校也提供被子。哪有带被子去上学的呀？什么年代了？”
常莹蹲下来，摸了摸被面。她的手指粗糙。她摸着那些金色的绣线，摸得很轻。
“我是从来没有盖过羽绒被。”她，声音低了下去，“我家三个皮猴子也没盖过。”
她抬起头，看着红梅：“我这不是来城里待段时间嘛，看他们都羽绒被，羽绒被。我特地让他们给我收的。这个是什么鸭绒，鹅绒，都是农村的弄的，然后找人给弄。专门到寿县，南门口。找人做的。”
她又看向英子：“我是给丫头的，我又不是给你的。我是给英子的。”
她的眼圈红了。
“英子，”她，“这是姑姑的心意。你姑也没啥钱。你走了，你姑也没啥表示，就一床被吧。”
她吸了吸鼻子：“希望你平平安安，暖暖和和。一定不要把你常叔把你妈给忘了啊。不要把你姑给忘了。”
她的好，就像这床不合时夷厚被，花色是过时的隆重，心意是烫手的负担。她捧出的是一颗赤裸的、不知如何包装的心，你不收，伤她一世；你收了，堵你一路。
英子不笑了。她走过来，在常莹旁边蹲下。她看着常莹，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握住了常莹的手。
常莹的手很粗糙，手心有厚厚的茧。英子的手很白，很光滑。两只手握在一起，常莹的手抖了一下。
“姑，”英子，声音很轻，“以前我，不懂事。讲话做事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道歉是迟来的青春期遇上早衰的更年期——一个刚开始学体面，一个早就不在乎体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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