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梅是车间里的一枝花。这话一点不假。九十年代末的厂区，生活是灰蓝色工装的底色，她却总能在其中绽出亮色。她爱笑，嗓门清亮，原先是生产线造型工，搬到新厂后，调去了库房当了库管工。在铸铁车间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里，还能听见她隔着生产线跟姐妹喊话，聊昨晚电视剧的剧情。下班后，女工们聚在水房洗头，她哼着当时最流行的《昨夜星辰》，手指在湿漉漉的发间穿梭，仿佛那不是枯燥的流水线生活，而是什么值得欢唱的乐章。
后来，她和维修班的技术骨干周卫国结了婚。婚礼在厂食堂办的，桌上是硬糖、瓜子，和用漂亮暖水瓶装着的橘子汽水。周卫国话不多，憨厚实在，看她的眼神里满是光。儿子勇三岁时，赶上厂里扩建新厂区，杜春梅作为骨干被调了过去。新厂房宽敞明亮，福利似乎也更好些，家庭的日子眼看着更有奔头。她还跟要好的姐妹李淑华盘算：“等再攒点钱，咱也去买台‘雪花’牌单门冰箱，夏给勇做冰棍吃。”
命阅急转直下，没有任何预兆。先是父亲在老厂一个人居住去世。母亲闷闷不乐好久，后面她自己持续不湍低烧和呛咳，她只当是车间灰尘吸多了过敏。直到某夜班，她咳出的痰里带了骇饶血丝。在厂职工医院，拍出的胸片上有大块不祥的阴影，诊断书上的三个字，像死刑判决：**肺癌**。还是晚期。
“医生，这……这还能治吗？得花多少钱？” 周卫国捏着诊断书，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声音干涩。
戴着眼镜的老医生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同志，这个病……很麻烦。手术、放疗，加上药，是个长期的过程。费用……恐怕不是个数目。厂里，出了基础药，别的药需要自费！”
厂里的劳保医疗，对付个头疼脑热还行，面对这种“绝症”和文数字般的花销，无异于杯水车薪。周卫国回厂里跑报销、求补助，得来的答复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无奈。工会主席拍着他的肩膀，塞给他五十元困难补助，叹着气：“卫国啊，厂子效益你也知道……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可这病……是个无底洞啊。”
家底迅速被掏空。杜春梅住进了医院，昂贵的放疗让她头发大把脱落，呕吐不止，昔日的“一枝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周卫国厂里、医院、家里三头跑，肉眼可见地瘦脱了形。更让他心碎的是妻子眼神的变化，那里面曾有的光彩，渐渐被剧痛、恐惧，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取代。
一夜里，同病房的病友都睡了，杜春梅看着趴在床沿累得打盹的丈夫，又想起昨婆婆偷偷抹着眼泪，老家房子实在没法卖了，还拖着一堆债。她轻轻抚摸着周卫国刺手的短发，眼泪无声地滚落。她想起才三岁的勇，昨晚在病房前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什么时候能陪我玩积木呀？”
她闭上眼，心里那片沉重的黑暗，彻底吞噬了最后一丝光亮。
半夜，医院的病人听见医生重物落地的巨响，是从五楼病房的窗户跳下来的。保卫科紧急调了人来把现场围了起来，人们她走得决绝，没留遗书，只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病号服。
葬礼在厂医院下面的停尸房办的，简单得近乎潦草。来的多是相熟的工友，大家凑钱买了个最便夷花圈，白纸黑字写着“沉痛悼念杜春梅同志”。李玉容也去了追悼会现场，她看到灵堂正中，杜春梅的照片还是几年前登记照的样子，笑靥如花，与眼前肃杀悲赡气氛格格不入。
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个孩子。勇才三岁多，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穿着一身显然黑棉袄，头上包着白色的孝帕。他还不大明白“死”的含义，只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和凝重的氛围吓住了，脸憋得通红，怯生生地缩在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半个早上没吃完的冷馒头。
一个女工友忍不住低声啜泣：“春梅太傻了……怎么就走这条路……”
旁边一位老师傅蹲着抽烟，重重把烟头摁灭在地上，哑着嗓子：“傻？那是没路走了！厂里报不了，自己治不起，眼看着拖垮男人拖死家里……她这是……不想再当累赘了。”
这话像锤子砸在每个人心上。李玉容看着勇懵懂的眼睛，想到他再也等不到妈妈回家陪他玩积木，再也听不到那清亮的笑声，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李玉容红着眼眶，将包好的一百块钱，塞到负责收礼金的工友手里，低声：“给孩子的……一点心意。”
葬礼很快结束，人群沉默地散去。李二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周卫国像一尊瞬间老去十岁的石像，呆呆地站在妻子的骨灰盒前。而勇终于哭了起来，不是嚎啕，是那种害怕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在空旷的山坳里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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