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捏着钢笔的手指微微泛白，面前摊开的《1937年度苏联轻工业发展总结报告》初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作为计划委员会轻工业处的高级统计师，他已经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只为让这份报告精准呈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收官之年，苏联轻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瓦列里同志，棉布产业的最终核实数据出来了。”助手尼古拉推门进来，冻红的脸上带着难掩的兴奋，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数据表。
“1937年棉布总产量达到49.5亿米（增加约25％），较1932年的22.1亿米增长了119%，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指标的23%！全国现在有124家国营现代化纺织厂，41家外资参与的纺织厂，其中新建的37家都配备了国产新型纺纱机。”
瓦列里接过数据表，指尖划过一行行数字，眼前浮现出半年前视察莫斯科纺织联合工厂的场景。
那座占地数百亩的工厂里，一排排印着“红色机械制造厂出品”的纺织机高速运转，棉线在金属部件间穿梭，织出的棉布质地均匀，色泽鲜亮。
厂长当时骄傲地告诉他，五年前工厂还在依赖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的二手设备，维修频繁且产能低下，而现在，不仅设备实现了国产化，工人还自主研发了经线张力调节技术，让次品率从1932年的8.7%降至1937年的1.7%（历史上为2.1％）。
他翻开报告的第二章节，标题“日用品生产体系的完善与产能提升”格外醒目。这一部分的数据同样亮眼：肥皂体系从1932年的12.9万吨增至1937年的34.6万吨（上升6万吨），牙膏体系突破8000万支，搪瓷制品年产量达到1.28亿件。
瓦列里想起自己的妻子索菲亚上周在国营商店的见闻——货架上摆满了各色香皂、印花搪瓷缸和耐用的胶鞋，再也不用像五年前那样，为了买一块洗衣皂在商店门口排半队，甚至要托关系从黑市购买。
“还记得1932年我们做第一次五年计划总结时，日用品短缺是最棘手的问题。”瓦列里抬头对尼古拉，钢笔在纸上快速记录。
“当时全国人均棉布占有量只有3.1米，很多农民冬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麻布衣服，城市居民凭票供应的布料也只够做一套单衣。而现在，人均棉布占有量达到27.5米，集体农庄的合作社里，花布、灯芯绒、毛呢布料一应俱全，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也能穿上崭新的棉衣过年了。”
尼古拉点点头，补充道：“还有食品工业的突破也值得大书特书。1937年甜菜糖产量达到312万吨（历史上为218-262万吨左右，较1932年增长286%（这个没有算），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卖部里，已经能买到包装精美的硬糖和巧克力。斯大林格勒的罐头厂年产肉类罐头3.2亿罐，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到蒙古和东欧国家。”
瓦列里的思绪飘到了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州——苏联最大的甜菜种植基地。今年夏他去那里调研时，看到无边无际的甜菜田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正用国产的联合收割机收割甜菜，旁边的加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将甜菜加工成糖块，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农庄主席告诉她，五年前这里的甜菜加工还依赖手工，出糖率低且浪费严重，而现在，在国家轻工业部的技术支持下，加工厂引进了新式提炼设备，出糖率提高了14%，还解决了近两千饶就业问题。
报告的第三部分，瓦列里着重撰写了“技术革新与国产化替代”的成就。1932年时，苏联轻工业的核心设备如纺纱机、织布机、制皂机等，有60%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常常受制于人。
而到了1937年，这一比例降至13%，莫斯科机床厂、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厂等企业，已经能批量生产各类轻工业设备，不仅满足国内新建工厂的需求，还能为老厂提供设备更新服务。
他想起列宁格勒钟表厂的案例。这家工厂1934年才成立，最初只能组装进口零件生产简易怀表，而到1937年，已经能自主生产家用闹钟和口袋表，年产量达到80万只。工厂的总工程师是位年轻的女性，名叫叶卡捷琳娜，她带领团队攻克了齿轮精度控制等技术难题，让苏联产钟表的走时误差缩到每不超过30秒，质量堪比瑞士同类产品。
报告中特意注明，1937年全国轻工业领域有2.3万项技术革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400万技术工人接受了系统的技能培训，其中女性占比达到58%——这在十年前的苏联，是难以想象的景象。
傍晚时分，瓦列里终于完成了报告的初稿。他站起身，伸展着僵硬的四肢，走到窗边俯瞰莫斯科的街道。
远处的国营商店橱窗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几位市民正提着购物袋走出商店，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一周后，《1937年度苏联轻工业发展总结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中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轻工业产值较1932年增长158%（增加50％），近两百种主要日用品产量翻倍，国产化设备使用率达到92%，民众日用品消费支出占比从1932年的32%提升至1937年的56%——不仅震惊了国内外，更坚定了苏联人民继续推进工业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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