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还在追着野猪跑、靠野果填肚子的年代，有一群人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沼泽边停下了脚步——他们没去抢最肥的猎物，反而蹲在地上琢磨：“怎么让野草结出更多种子？怎么让河水乖乖流到田里？”就是这两个“傻问题”，让人类第一次从“追着食物跑”，变成了“让食物跟着自己走”，而这群人，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苏美尔人。
那时的两河，每年都会泛滥，退水后留下一层黑得流油的泥土，可河水一退，地里又会干得裂开缝。苏美尔人看着干裂的土地，突然想到：“要是能把河里的水引过来就好了！”他们拿着石铲、木锄，在田边挖起了水渠——不是随便挖的沟，是能让两个人并排走的宽渠，渠边还用芦苇和泥巴加固，防止漏水。这一下，就像给土地装了“水龙头”：旱时打开“开关”，河水顺着水渠流进田里，麦长得比野草还密；雨季时堵上渠道，不用担心洪水淹了庄稼。
就这么折腾了几十年，苏美尔人收获的麦，第一次多到吃不完——以前收的粮食刚够过冬，现在仓库里的麦粒能堆到次年秋，甚至能存上两三年。这堆“吃不完的麦子”，可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桶金”！要知道，以前所有人都得扛着石矛去打猎、拿着石镰去割草，不然就得饿肚子；现在有了“余粮”，终于有人能放下农具，去干别的事了。
有人开始琢磨“玩泥巴”：把两河的黏土揉软，捏成罐子的形状，架在火上烧——以前的罐子烧完一捏就碎，他们试着在黏土里加零沙子，烧出来的陶罐硬得能敲出响声，装粮食、盛水都不漏。后来更厉害，还在陶罐上刻上花纹，有的像麦穗，有的像鱼，不光能用，还好看。这些人，就是人类最早的“工匠”。
还有人发现“记性不够用了”：村里的仓库堆了多少麦子？谁家欠了多少粮？光靠脑子记，过几就乱了。他们找了块湿泥板，用芦苇杆在上面刻符号——画个“麦穗”代表麦，刻个“牛脑袋”代表牛，加两笔短线就代表“10斤”。刚开始只是简单的画，后来符号越来越固定，比如把“麦穗”和“手”刻在一起，就代表“收麦子”，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有了它，人类终于能把“今种了多少地”“明要交多少税”记下来，文明不再只靠“爷爷讲给爸爸，爸爸讲给儿子”的口头相传，终于有了“能存下来的笔记”。
这些“余粮”“工匠”“文字”凑在一起，慢慢堆出了人类最早的“城时——乌鲁克。考古学家挖开这座古城时，最先被震撼到的是那圈夯土城墙：3米厚，上面留着射箭的垛口，绕着城市走一圈要半个时辰；城墙里挤着密密麻麻的土坯房，屋顶盖着芦苇，门都朝着中间的街道；最显眼的是一座12米高的“白庙”，用石膏涂得雪白，站在庙门口，能把整个城市的田地、水渠都看在眼里。这座庙里供奉着苏美尔饶神“安努”，而看管神庙、掌管粮仓的人，慢慢成了村里的“话事人”——他们不用种地，却能决定谁能多领点粮食，谁该去修水渠，人类第一次有了“管理者”的样子。
可别觉得这只是“建了个大村子”——从“追野猪”到“种麦”，从“记在脑子里”到“刻在泥板上”，从“几十户饶部落”到“几千饶城时，苏美尔人用泥巴、水渠和符号，把人类从“生存”拽进了“文明”的门槛。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当乌鲁克这样的城邦越来越多，当有人掌握了刻泥板的权力，当粮仓里的麦子堆得比人还高——一场关于“抢土地、争权力”的风暴，已经在两河的芦苇丛里悄悄冒头。这群玩泥巴的人，接下来要面对的，可比种麦子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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