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焱起身，整了整靛青的袍袖。他能感觉到无数目光瞬间聚焦过来，其中几道来自主座的目光，平静却极具穿透力。他稳步走到讲席后，行礼，站定。
“学生今日欲论‘学问之博与约’。”
他选了这个相对稳妥、也便于发挥的话题。先从《论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谈起，阐述博学是基础，约礼是归旨，二者相辅相成。接着，他话锋轻轻一转：“然学生窃思，今日之‘博’，非仅指经史子集、文章典籍。地万物，人情世故，乃至匠作技艺，商贾货殖，凡有助于明理、有益于民生者，似皆可纳入‘博’之范畴。而‘约’之标准，或亦不必尽拘于古礼成法，当以是否合乎理人心、是否利于世道安宁为要。”
这个扩展，隐约带出了他那种超越时代的、更宽泛的“知识”与“价值”观念，但又没有脱离儒家“经世致用”的根本。
讲毕。刘公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你言‘匠作技艺、商贾货殖’亦可为学问之‘博’。依你之见，工匠钻研榫卯，商贾算计锱铢，与士人研读经史，其于‘明理’之功，孰高孰低？其于‘约’之以礼，又有何助？”
问题很厉害，直接质疑不同领域知识的价值等同性，以及它们与儒家核心价值“礼”的关联。
林焱心念电转，恭敬答道：“回先生，学生并非谓其价值等同。经史乃明人伦、知兴替之本，自为首要。然工匠之巧思，可见‘格物’之理；商贾之流通，可察‘货殖’之机。此皆地间实然之理一端。明乎此，或可更深体悟经史所言‘利用厚生’、‘通功易事’之义。至于‘约’之以礼，学生以为，‘礼’之精神在于‘序’与‘和’。工匠守技艺之规，商贾循交易之信，此亦是‘序’；其劳作流通，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助民生安定，此亦是‘和’。故虽路径不同，或可归于‘礼’之大义。”
他努力将工艺、商业活动纳入儒家“理”和“礼”的解释框架，虽显牵强，但至少逻辑自洽，且回应了问题。
顾老接着问：“若依你言，学问当博采众长。然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学子精力有限，若广涉杂学，恐荒废经史根本。这‘博’与‘约’、‘专’与‘泛’之间，分寸如何把握？”
这问的是现实的操作性问题。林焱答道：“学生浅见，当以经史为根干，杂学为枝叶。根干不固，枝叶无所依；枝叶不茂，根干亦显孤枯。学子当以绝大部分精力深研根本，于此根基稳固之上，依个人志趣、时势所需，择一二杂学略作涉猎，以开阔眼界，印证根本。不可本末倒置，亦不可画地为牢。”
回答不算出彩，但平实稳妥，符合主流看法，也显示了他对“度”的把握。
几位老先生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林焱一一谨慎作答，不求奇险，但求稳妥清晰。下台时，他感觉里衣已经贴在了背上。
后续登台者中，漱岳书院那位何学子表现稳健，对理学概念的把握相当纯熟。国子监郑监生再次登场，气势很足，阐述“王道与霸道之辨”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但在应对顾老一句关于“霸道是否在特定时势下也有其合理性”的尖锐反问时，略显僵化，坚持非黑即白的立场，未能灵活辩证。
轮到陈景然。
他走上讲席时，堂内似乎更安静了些。经过联讲前四轮，尤其是上午那场精彩的辩论，不少人都对这位应书院的山长弟子、金陵案首抱有更高期待。
陈景然选的题目是“史鉴与今用”。他从《春秋》褒贬笔法谈起，论及读史并非仅为知晓往事，更在为当下提供借鉴。但他没有停留在“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套话上，而是进一步剖析：“然史事与今情，时移世易，若机械照搬史鉴，无异刻舟求剑。故‘鉴’之要义，在于‘通变’，通晓历史演变之理，明辨古今异同之由，进而根据当下情势，权变应用。譬如前朝用某法而强，本朝仿之或衰，非史法不灵，乃时势已迁。读史者，当究其所以然，而非徒记其然。”
这个“通变”的观点，将历史借鉴从简单模仿提升到把握规律、灵活运用的层面，显示了他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深度。
刘公听完，沉吟道：“你言‘通变’。然‘变’之尺度何在？若一味强调变通，是否会失了根本，流于功利投机？祖宗之法、圣贤之道，是否亦有不可变者？”
问题直指“变”与“常”的永恒矛盾。
陈景然略一思索，从容答道：“‘变’之尺度，学生以为，当以‘道’为衡。‘道’者，根本之理，如仁义、忠信、民生为本，此乃千古不易。‘法’者，制度措施，如赋税、兵制、取士之法，此可因时损益。‘通变’非是要变‘道’，而是要在持守根本之‘道’的前提下，根据时势调整具体之‘法’。若为功利投机而背弃根本之道，此非‘通变’，实为‘变节’。然，若固守不合时宜之‘法’，以致损害根本之‘道’，则‘变法’正是为了‘卫道’。”
这番论述，将“道”与“法”、“常”与“变”的关系梳理得清晰透彻，既维护了儒家根本价值的恒常性，又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合理性依据。逻辑严密，立意颇高。
顾老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追问道：“依你之见，当下之世，可有需‘通变’之‘法’？试举一例言之。”
这问题更进一层，要求结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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