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获，三国时期南中一带少数民族的首领，先主崩，获随雍闿反。蜀相诸葛亮亲征，百战百捷。闻得有孟获，向为本地的夷、汉所服，与之战，擒之于盘东。亮纳参军马谡策，赦孟获以服南方。后南中平，获随亮归成都，任御史中丞。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三国志》本传中并未记载孟获其人，他的相关事迹仅在《汉晋春秋》和《襄阳记》等史籍中有记载，《三国演义》中也对“七擒孟获”的故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篇章，历来广为流传，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下，蜀丞相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遗诏，立志北伐，以重兴汉室。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听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的营阵，问他：“此军如何？”孟获不服，：“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今你让我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公，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服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对此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辞不胜枚举；《三国演义》更是汇集了各种传故事，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其影响所及，以至于异国他乡，也是有口皆碑。不少来自东南亚缅甸、泰国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敢直呼诸葛亮之名，而尊称他为孔明。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着作，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
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着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在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性在历史上是南中的最着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孟获祭祀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至于建国前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祠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从时间上来看，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韝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隽，五月渡泸，至秋，四郡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十二月回到成都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几乎全都在今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尚，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甚至有些好事者编出一些故事附加到诸葛亮身上，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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