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字明初，号岵云，河南浚县人，明代官员、学者。历官中书舍人、江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在魏阉逆案中因参与纂修《三朝要典》受到一定牵连，大学士韩爌等本云：“以上三十人，俱应补入谄附定罪。”。
王在晋，，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工部署郎中事、南京礼部署郎中事、福建副使兴泉兵备、湖广参议、湖广提学参议、浙江右参政兼佥事、浙江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部分任内历经兵事，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督理营田提督军务，进督河道，迁兵部左侍郎。
广宁之战中，王在晋受命以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上书请辞不被允许，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豪、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不久辞职。
王在晋由原南京兵部尚书，被任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任内对孙承宗加以抨击。后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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