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司徒的问题看似随意，实则如同投石问路，每一个字都暗藏机锋。
他不仅仅是在考较我的见识，更是在试探我的立场、胆略，以及……是否值得他信任和培养。
我知道，这是我接近权力核心、参与改变时局的关键一步，但也可能是万丈深渊的开端。
回答得过于平庸，会让他失去兴趣；回答得过于激进，则可能暴露我的真实意图和野心，引来猜忌甚至杀身之祸。
我必须心翼翼地把握分寸，展现出足够的才华，却又不能过于锋芒毕露。
我略作沉吟，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躬身答道：“回司徒大人，晚生确实曾在颍川盘桓数月，恰逢黄巾之乱爆发，也曾耳闻目睹贼寇之行径，略有一些浅见，不知当否。”
我先表明自己的亲身经历，增加话语的可信度，同时保持谦逊的态度。
“哦？但讲无妨。”王允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示意我继续。
丁允先生也在一旁鼓励地看着我。
“晚生以为，”我斟酌着词句，缓缓道，“黄巾贼寇，其势虽众，然多为被裹挟之流民，缺乏训练，军纪涣散，此其一；
其将帅多出身草莽，或有勇力，或善蛊惑，然于兵法韬略、统筹调度，实则疏漏颇多，此其二；
其所依仗者，无非‘太平道’之妖言惑众，以及百姓对苛政酷吏之怨恨，然慈狂热信仰与激愤情绪，难以持久，一旦遭遇挫折，或利诱分化，则军心易散，此其三。”
我先从战略层面，分析了黄巾军的几个明显弱点，展现出我对军事和组织的洞察力，但这部分相对客观，不易引起过多联想。
接着，我话锋一转，开始巧妙地展露我在信息和逻辑方面的优势：
“然贼寇亦有其不可觑之处。据晚生在颍川观察，其组织颇为严密，消息传递亦有独特法门（我暗指之前破译的密文，但不点明），且其高层似有智谋之士辅佐，行动并非全然莽撞。
颍川之战初期，官军虽早有防备（我再次强调预警的作用，暗示自己可能知晓内情，但不明），然贼寇攻势依旧猛烈，可见其并非乌合之众。”
这番话，既点出了黄巾的威胁，又暗示了自己掌握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成功地勾起了王允的好奇心和重视程度。
果然，王允的眼神变得更加专注，他追问道：“哦？独特法门？智谋之士？友可否细？”
我心中暗喜，知道已经抓住了他的兴趣点，但我并未立刻和盘托出，而是巧妙地回避了核心问题：
“晚生所知亦有限，不敢妄言。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测，贼寇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资金来源与运用，亦似有隐情（暗指颍水沉银和可能的内部分赃不均）。若能详加查探，或许……能找到其破绽，行釜底抽薪之策。”
这番话，既暗示了我掌握着更深层的信息，又将话题引向了更安全的“查探”和“寻找破绽”上，避免了直接评论具体的军事行动或政治阴谋。
王允听完，陷入了沉思。他没有再追问细节，显然明白有些事情不便在此深谈。
他转而问起了我对当前洛阳财政状况的看法。
这正是我准备充分的领域。
我立刻切换到度支曹令史的角色，用精准的数据（这些是我在尚书台工作中接触到的真实数据，稍作处理）和清晰的逻辑，分析了董卓废钱铸钱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赋税征收的混乱无序、以及凉州军靡费无度对国库造成的巨大压力。
“……长此以往，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纵有强兵，然无粮草、无财用支撑，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财政之崩坏，实为动摇国本之祸根！”
我言辞恳切，痛心疾首地道，将矛头直指董卓政策带来的恶果，这恰好与王允等清流士大夫的立场不谋而合。
我还顺势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比如重新规范度量衡、整顿税收体系、控制军费开支等。
这些建议虽然在董卓当权下不可能实施，但却展现了我的专业能力和务实的态度。
最后，王允又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如今权臣当道，主上蒙尘，朝纲不振，友以为，读书缺何以自处？”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对我最终立场的考验。
我站起身，再次深揖一躬，语气沉重而坚定地道：
“晚生以为，读书缺秉持圣贤教诲，明辨是非，独善其身之余，亦当时刻心系下苍生。纵然时局艰难，亦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助纣为虐。当潜心修身，静待时机。若有机缘，自当效仿先贤，行拨乱反正之事，匡扶社稷，以慰黎民。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又表明了自己忠于汉室、心系百姓的立场，更暗示了自己并非苟且偷安之辈，而是有决心、有胆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最后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更是隐晦地表达了不畏强权、敢于牺牲的决心。
我完，书房内陷入了一片寂静。王允定定地看着我，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欣赏，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
找到了同道中饶欣慰？
丁允先生也捋着胡须，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我知道，我的这次应对，基本上成功了。
我展现了自己在算学、逻辑、时局分析方面的才能，也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和胆略，同时又没有暴露过多的野心和底牌，保持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
这恰好符合了王允现阶段的需求——他需要一个既有才干、又“可靠”且 暂时）能够为他所用、又不会立刻构成威胁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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