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王建军刚到办公室，市经委周主任的电话就来了，语气比平时严肃：
“建军，你准备一下。
国家经委（注：1978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恢复设立）企业改革局的领导，看到了相关报道和内参。
对你们搞的协作模式很感兴趣，可能要下来调眩
时间大概在十二月初。”
“国家经委？”
王建军心头一震。
这比计委的调研，份量又重了一级，而且直指“企业改革”。
“对。这次调研，可能会更深入，问题也会更尖锐。
你要把材料准备得再扎实些。
特别是经济效益的测算、工人积极性调动的具体做法、还迎…
这种模式如果推广，可能遇到的政策和体制障碍。”
周主任顿了顿：“这是个机会，但风险也更大。你要把握好。”
“明白，请主任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放下电话，王建军走到窗前，望着厂区里穿梭的车辆和人群。
风，确实越来越大了。从市里，到部委，关注的目光正层层递进。
他知道，自己正被推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而这个舞台的聚光灯，既照亮前程，也放大每一处瑕疵。
他必须确保，红星厂和这个协作网，在聚光灯下展现出的。
是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是清晰可行的路径，更是符合时代大潮的勃勃生机。
同一下午，王建军收到了王皓文从学校寄来的信。
信中除了汇报学业，还提到：“父亲嘱托之事，已有初步接触。
郑教授（那位自动控制专业的副教授）对将计算机应用于工业现场控制确有兴趣。
言谈间多次提及国外在此领域之进展，深憾国内应用之滞后。
儿已借阅相关外文文献数篇，正在研读。
另，听闻学校可能于近期选派少数优秀学生，参与某些部委牵头的新技术预研项目，儿当尽力争取。”
王建军慢慢折起信纸。
前方，是国家经委的调研，是更高层面的审视与机遇。
后方，是协作网初显的成效，是亟待巩固和扩大的基本盘。
而未来，是计算机、自动化这些崭新而陌生的领域，需要他提前播撒种子。
他坐回办公桌后，摊开新的稿纸。
开始起草《关于“厂际技术协作模式”的初步总结与思考》。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
这一次，他不仅要汇报工作，更要提出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方法论”。
这套方法，要能解释过去几个月的成功，更要能指引未来的方向。
他知道，这份材料，很可能将直接摆上国家经委领导的案头。
窗外，北风卷起最后的落叶。
但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
十二月初的四九城，干冷的北风掠过街道。
红星轧钢厂却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绷与期待。
国家经委企业改革局的调研组，定于十二月五日抵达。
王建军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他、财务老孙、技术老陈，赵修远……
还有特意从二机床厂请来的周大海师傅，正进行最后一次模拟答辩。
“……所以，从经济账看，”
老孙指着报表：
“齿轮新工艺使我们的采购成本下降8%，预计年节约十二万元；
涂层突破后，产品寿命延长，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提升，预计年增利十五万元以上。
这还不算联合攻关本身节约的独立研发成本和时间。”
周大海搓着粗糙的大手，有些紧张地补充：“主要是工艺思路变了。
以前各干各的，有些窍门藏着掖着。
现在敞开了聊，红星厂的同志懂材料，我们懂加工。
两边一碰，点子就出来了。”
王建军点头，转向老陈：“转化组的进度？”
“齿轮工艺规程已经完成，正在培训操作工。
涂层配方完成中试，第一批正式产品下周下线。”
老陈回答：
“轴承材料优化方向已经明确，试制件在等热处理结果。”
“好。”
王建军掐灭烟头：“记住，领导问什么，就答什么。
成绩要讲透，困难也要讲实。
特别是跨厂协作在财务列支、人员激励、成果归属上遇到的具体问题。
我们不掩饰问题，但要展现出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会议结束，周大海被王建军单独留下。
“周师傅，这几好好休息，养足精神。”
王建军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周大海面前：
“这是厂里给你的技术顾问津贴，别推辞。
你代表的是咱们一线工饶智慧和贡献。”
周大海看着信封，喉头滚动了几下，没话，只是重重点头。
送走周大海，王建军揉了揉眉心。所有明面上的准备都已就绪。
但他心里还绷着另一根弦——西南。
王援朝上次来信还是两个月前，信很短。
只部队正在边境一线进邪适应性训练和构筑工事”，一切安好，勿念。
但字里行间那股绷紧的气息，王建军读得出来。
算算时间，距离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只剩下两个多月了。
他提起笔，又放下。
这个时候，任何信件都不妥当。
他只能相信，自己当年对王援朝的引导，以及这些年潜移默化通过家信传递的一些“闲聊”，能多少起到作用。
这是无法言的牵挂，只能在深夜化为一声叹息。
调研在五号上午准时开始。
带队的是国家经委企业改革局一位姓李的副局长，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鹰。
随行人员中，除了干部，还有两位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者的专家。
流程与计委调研相似，但更深入、更尖锐。
李副局长很少表态，只是不断提问，问题直指核心：
“你们这个协作，有没有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没樱各厂仍是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
“利润如何分配？
如果协作厂用你们支持的技术，生产产品卖给了别人，怎么算？”
“目前以定向采购和优惠价格体现。
长期看，我们建议建立基于技术贡献的利润分成机制，这需要政策突破。”
“你们重奖技术人员，和现行的八级工资制如何衔接？
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我们奖励的是‘突出贡献’，是工资制度外的补充。
目的是鼓励‘拔尖’，最终带动整体技术水平提升，这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王建军回答得不卑不亢，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
当李副局长问到“如果推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王建军沉思片刻，给出了深思熟虑的答案：
“一是思想观念。
要打破‘大而全、而全’和‘技术壁垒’的传统思维。
二是政策配套。
需要明确跨厂技术协作的资金来源、成果归属、人员激励等具体问题的政策依据。
三是利益协调。
如何建立公平、透明、可持续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是关键。”
李副局长听完，未置可否，只是示意继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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