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机成功的消息，以不同于联名信的传播方式，在特定圈层悄然扩散。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四九城内部。
那些曾在联名信上署名、或在“秋风”行动中被敲打过但侥幸过关的边缘人物，集体进入静默状态。
机床局那位率先道歉的老局长，再次登门，这次不是求助，而是表态：
局里愿意腾出东郊一处闲置的厂区，作为试验区首批“中试基地”。
并拿出三个技术组、二十名骨干技师的编制，整建制划归研究中心调配。
王建军没有拒绝，也没有全盘接收。
他只要了那处厂区，技术人员则提出“联合培养、双向流动”的新模式——人是机床局的，项目在中心，成果共享。
老局长连连点头，出门时长叹一声：“王市长这是给咱们留面子，也是留后路。”
同一，市计委、财政局联合下文，正式批复设立“四九城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首期资金五百万。
虽然数额不大，但在1982年，这已是破荒之举，且明确采用“拨款改投资、收益再循环”的新型运作模式。
文件起草者之一，正是市财政局副处长王爱佳。
她没有署名，但通宵加班的同事记得，她对着王建军的方案草案，逐条标注法条依据，改了整整七稿。
紧接着，国家科委、计委联合调研组抵达四九城。
名义上是“调研地方科技工作”，实则直奔西郊研究中心，关起门来看了整整一。
带队的是科委一位副局长，临走时对王建军：
“你们的路子，和传统科研院所不一样。
成果鉴定、人才职称、经费管理……这些‘软环境’的配套政策，你们先摸索，出了问题我们帮着改，有了经验我们往外推。”
话到这份上，已是默许“试验区”在政策创新上先行先试。
至此，西郊“微电子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正式从秘密筹备状态，转入半公开的快速发展期。
编制从几十人扩至近百人，王皓文被正式任命为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年方二十二岁，成为当时四九城工业科技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技术干部。
任命公示期间，有人嘀咕，但无人公开质疑。
那台原型机就摆在中心大厅，每定时运行演示，玻璃柜里还陈列着它和国外同类产品的参数对比表。
成绩，是最好的通行证。
——
然而，就在四九城这边春风得意的同时，南方的暗流也涌动得愈发明显。
娄振华从特区发回一份加密电报，篇幅不长，但每条信息都让王建军反复看了三遍：
第一，特区正在秘密酝酿一份《关于加快电子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毗邻港澳优势，以整机组装为突破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内部讨论中，有人直言“内地走的是‘闭门造车’老路，我们走的是‘引进消化’捷径”。
第二，一位曾参与四九城联名信风波的某工业局退休干部，半月前南下特区，被某经济咨询机构聘为“高级顾问”。
此人无足轻重，但其南下时机和落脚点，太过巧合。
第三，特区方面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接触了日子某知名电子企业，洽谈合资生产微型计算机整机事宜。
对方要求控股，特区方面正在争取政策突破。
王建军放下电报，站在窗前良久。
他不怕竞争，甚至欢迎竞争。
但“闭门造车”这顶帽子，扣得太狠。
从轧钢厂到徙河，从协作联媒原型机，他从未闭门造车。
相反，他是当时极少数坚持“以应用牵引技术、以市场检验成果”的改革派。
原型机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路线的生命力。
可现在，有人试图用“内地保守派”的标签，将四九城的探索与“开放”“前沿”对立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产业路线之争，而是话语权之争、政治资源分配权之争。
他需要反击，但不能是“争辩”式的反击。
三后，一份署名“王建军”的《关于新技术产业发展路径的若干认识》作为内部参考材料，上报市委，并抄送国家科委、计委、国务院研究中心。
文章不长，七千余字，没有一句批驳特区或任何兄弟省市，而是以四九城实践为例，系统阐述了三条观点：
一、“引进”与“自主”不是对立，是阶段和侧重的差异。
四九城不排斥引进，原型机使用的核心cpU就是进口芯片；
但引进的目的是“知其所以然”，是培养队伍、积蓄能力，为下一阶段的“并跑”和“领跑”打基础。
特区以整机组装为突破口，符合其区位优势；
四九城侧重基础技术和工业配套，符合其科教资源和工业底蕴。
两者都是国家所需，应该差异化发展、协同互补。
二、衡量技术路线的最终标准，不是“开放度”的自我标榜，而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循环”。
他列举了原型机研发过程中的国产化率数据、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产业化后的经济效益预测。
证明四九城模式虽然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但一旦形成突破，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
三、改革需要“百花齐放”，也需要“时间耐心”。
他罕见地写了一段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字：“徙河地震前夕，我曾亲自下到地方进协…方法不同，目的一致。
今评价各地改革，亦当如是观。”
这篇文章，在他所有公开文字中，算不得最出彩，却最具分量。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高级干部的身份，系统阐述自己的改革哲学。
而且是在面对隐晦攻击时，选择了“拉高站位、搁置争论、以实绩自明”的姿态。
文章在内部传阅时，反馈出奇地安静。
但安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几后，某份更高层级的内参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仅有八个字：
“实践出真知，兼听则明。”
王建军知道，这场关于“方向”的暗战，他赢邻一回合。
更大的支持来自他未曾预料的方向。
这傍晚，王建军结束会议刚回到办公室，秘书通报：
聂文娟来了。
这位姨子，自从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司法系统，一贯沉稳内敛，极少在工作时间直接来找他。
王建军让她进来。
聂文娟没有寒暄，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打印整齐的文件，封面写着：
《关于在新技术产业孵化区试邪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合规路径研究》。
“姐夫，这一个月，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咱们试验区的几项创新政策，对照现行法律法规和上面最新精神，逐条做了合规性梳理。”
她的声音平静，但眼神里有光：“结论是：不仅可行，而且有明确的政策空间。”
王建军接过文件，快速翻看。
聂文娟不仅指出了风险点，更提出了解决方案——比如，将“技术入股”转化为“长期绩效奖励”；
将“科技人员离岗创业”衔接上“停薪留职”的地方细则；
将“引导基金”设计为“事业法人、企业化运作”的复合架构……
每一条建议，都有法条依据、有案例参照、有风险缓释措施。
“你……”王建军抬起头，罕见地有些动容，“花了多少时间？”
“每晚上三个时，周末全。”聂文娟淡淡一笑：
“姐夫的试验区，是整个王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事。
我是学法律的，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为你和姐姐做些什么。”
她顿了顿，又：
“另外，我在政法系统的同学，有几个分到了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他们那边，正在研究技术成果转化中职务发明和个人贡献的界定问题。
我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咱们的实践，或许可以成为他们制定政策的参照样本。”
王建军沉默良久。窗外暮色四合，他的心中却明亮无比。
他想起王援朝在前线带兵、王皓文在实验室攻关、王爱佳在财政局熬夜改文件、王胜利在公安系统盯防经济犯罪、王靖瑶在外交部资料室逐条翻译外电……
还有眼前这位，从不在家庭聚会上高声话、却用几十个夜晚默默为“试验区”穿上一件法律铠甲的姨子。
王家第二代，真的长大了。
不是等着被庇护的孩子，而是各自持枪上阵、在不同战场上为同一场战役提供火力支援的战士。
“文娟，”
王建军合上文件：
“这份研究，列为试验区政策组核心参考资料。
你愿不愿意，正式以‘特聘法律顾问’身份，参与试验区的制度设计？”
聂文娟点头：“这是我的荣幸。”
——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西南边境。
一场深夜的边境设伏刚结束。
王援朝带着合成营的突击队，配合边防部队，成功拦截了一股企图渗透的武装人员。
缴获的物资清单里，除了常规武器，还有一台崭新的、刚刚上市不久的便携式微型计算机，以及配套的加密通讯设备。
王援朝蹲在缴获物前，凝视着那台闪着冷光的机器。
他的二叔和堂弟正在数千公里外，拼尽全力追赶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
而敌人，已经将同样的技术用在了渗透和破坏上。
“营长，这东西咱们不熟，要不要请示上级？”通讯员低声问。
王援朝没有回答。
他想起二叔临别时塞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资料，有粮票，还有一句叮嘱：
“你在那边站稳了，家里就多一份底气。”
他站起身来，对通讯员：“封箱，加急运回军区情报部门。
附一份我的明：
缴获敌特新型通讯计算设备，建议组织专业技术力量逆向分析，以备未来应对。”
他知道，这份“逆向分析”的需求，最终会以某种形式，传到二叔或堂弟的案头。
他能为这场“战役”做的，就是让前线与后方，以这种方式，产生更多、更紧密的咬合。
——
四九城，深夜。
王建军仍未离开办公室。面前摊开着三份材料：
聂文娟的法律合规报告、娄振华发来的特区最新动态、以及一封刚刚收到的、来自国防科工系统某位领导的手写信。
信很短，但分量极重。
“建军同志：听闻你们正在攻关微型计算机技术。
原型机演示我看了，思路对头，潜力可观。
国防领域对此类技术亦有迫切需求，若条件成熟，可考虑军民结合、双向转化。
届时，可来人面谈。
另，陈工对你儿子评价很高。他：那块料，值得好好培养。”
王建军将信轻轻放下，靠向椅背。
从战场到轧钢厂，从经委到市府；从保卫科到“免死金牌”，从“西山”到原型机；
从孤军奋战到兄弟子侄各据一方，从四面楚歌到高层频频递来橄榄枝。
二十多年了。
他终于站到了一个位置——在这里，他推动的方向是值得被重视的选项。
这还不是终点，甚至不是中点的终点。但他知道，最艰难的开局，已经过去了。
窗外，1982年的春正在夜校远处隐约传来火车汽笛声，悠长而浑厚。
王建军重新拿起笔，铺开一张新的空白信笺。
他要在明的工作会议之前，为“试验区”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写下三个关键词：
一、军民协同。
二、产业生态。
三、人才立法。
东风已起。
现在要做的，是借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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