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始于武王之子唐叔虞，亡于晋静公，共历六百五十八年，三十八任国君。
再回顾晋国的历史，晋文侯的功业不输于郑庄公，可紧随而来的曲沃代翼却让晋国陷入了长久的动乱之中，这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罔顾礼法，不能随意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这不仅可能会让你自顾不暇，也会深深波及到你的子孙后代。
等到晋文公继位，仅仅数年的时间就让晋国登上了诸侯盟主的地位，这依靠的除了文公和臣下的贤能，还有就是晋献公给晋国打下的基业。而为什么我们提到晋国，首要的就是晋文公呢？因为在文公之前，惠公没有做到，怀公没有做到，在文公之后的国君，一切又显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了。
最大的功绩是什么？那就是我做到了。不管基于什么条件，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建立的功业都是实打实的，在二千年多年的光影转换之中，晋文公永远是晋国最闪耀的那个人。
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们的目光总是会停留在最关键、最重要的人身上。而在这一点上，晋文公确实当之无愧。
百年的晋国霸业，是一位位晋国国君的名字，是晋国卿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舞台，毫不夸张的，在这个时期，晋国掌握着整个下绝大部分的力量，站在诸侯的顶峰，但有号令，莫敢不从。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晋国内部的矛盾时有发生，国君被弑，卿族覆灭，但并没有影响晋国的实力，优秀的国君取代了昏庸的国君。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卿族掌握的力量越来越大，卿族之间、君臣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明显。
晋国在外丧失了诸侯的拥护，在内不能平衡各方的力量，公室愈发衰微。
诸侯国的衰亡总是各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中犹为突显的应该便是我们所讲的君臣问题。
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往往到了中后期，既不能期待国君的能力，也不应该对国君的德行期望。自古以来，圣德治世之君都不会出现在末期，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久居深宫内院，享受繁华奢侈，不知政事军务，没有临堂决事之能，而朝中的臣子又往往把持一应事物，如此不知内外，不通政务，性情或骄逸放纵、或优柔寡断，身居一国之君，国家如何不衰败。
而这些君王的臣子们，他们执掌权力，与君王争斗、与同朝争斗、与外敌争斗，又往往不拘束在一家一姓之间。
不会总有圣贤的君主，但却永远不缺有能力的臣子。
晋国正是培养了一群极具权势的卿族，而后代的君王没有在有能力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等到问题爆发出来了，却又不能解决了。
客观上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求统治阶级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又具备与之不符的能力，实在有些可笑。
能力是靠坚毅持久而先有之，再靠艰难险阻而磨砺之。往往一般人只有做事的能力，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统治阶级在解决问题时，有时不靠能力，而是权力，这样问题解决了，但隐患遗留下来了，而随着一代代的推移，隐患可能越来越多，能力却越来越弱，单纯依靠权力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却又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统治阶级就会变成别人解决的目标。这应当是一个共通的问题。
在晋国身上，我们所谓的三军六卿的贵族制度，是晋文公为了更好掌控晋国力量所使用的，但同样也留下隐患。首先在赵盾既担任中军将，又为执政大夫时，就已经出现了，晋国正卿的权力过大了，并以此为常例为后世所效。再往后随着卿族之间的斗争，有资格担任卿的家族越来越少，权力只在几家之间兜兜转转，敬畏之心越来越少，骄纵之情越来越盛了。最后，在晋平公之时，平公原本有机会改变晋国当时的卿族局面，无论是废除旧的卿族，增添新的卿族，还是改变卿族权力过大的问题，前者要容易一些，后者要困难许多。但他毕竟不是他的父亲，晋国唯一的机会就这样流失了。
三家分晋，可能是历史上最为着名的事件之一。笔者再多也没有任何的意思了，只剩下对于晋国无限的遗憾，如果它能够一直强盛到战国，乱世之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人也只能通过这样的妄想，感叹一番晋国的过往，但最终，因为它的缺失，轰轰烈烈的战国乱世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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