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十，休沐的日子，又称旬假，在京各衙署全体放假。真宗晚期之前，旬假仅是务休，即朝中各衙门放假，朝中并不放假，皇上依旧坐便殿，与宰执大臣商量国事。真宗晚期身体不行，朝中也如外面衙门一般，一起放假，至此时相沿成习。
徐平却没有假休，他管着商税案，今正是旬估的日子。
若在以前，旬估只让税案下面的公吏去忙，徐平自己还是正常休假，他也没有那么勤于公事的觉悟。不过现在从皇上那里领了比较献俘大典前后物价的差事，上奏章又被王随羞辱了一番，徐平心里也憋了一股气。越是这样，他越是要把这差事做好，到时看物价波动，那些现在笑自己的人还有没有脸。
旬估早已有之，至真宗禧年间立下制度。
每到旬日，三司和开封府聚齐，召集各行行头和行户，依货色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定价格，这个价格就是后十京城货物的指导价。
价格定好之后，报三司和开封府备案。这也是宋朝设立行会的目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掌握民间的物价波动，及时采取措施。实际交易中，可以根据情况在指导价的基础上略有浮动，只要双方认可立券，官府即承认交易合法。
关键时候，官府可以利用旬估强行规定价格，在保证商家本钱的基础上，硬性规定一个官府认可的利润，用行政手段平息物价波动。有时候这种规定极其严厉，违犯者可以被判死刑。这是行会的又一个作用，充当官府干预市场的工具。
参与旬估的吏员，因为可以利用定价权与商家勾结渔利，法律如有违法上从严从重处罚。如果估价失当，则以赃论，受贿则以盗论，或流或斩，判刑比一般的罪要重。
平常时候，这些都是下属的公吏做的事情，官府里的官员就那么几个，这些日常事务很难一一亲自过问。不过现在非常时期，徐平不但亲自参与，还让开封府派了人来。
来的人是开封府里的一个官王恪，父亲是王雍，爷爷是王旦，叔叔是王素。
三槐堂王家自王祜在堂中手植三槐，到第二代王旦发扬光大，到了王素这一代已经根深叶茂，到王恪这一代则开始分化了。
什么是根深叶茂？就是徐平官也当到了一定程度，认识的人不少，跟王家现在的中流砥柱王素还是同年好友，也不清王家到底与朝中多少大臣联姻。明面上的，有跟着徐平干了几年的韩综所属的韩亿家，还有王旦的弟弟王旭的长子王赌岳父是现在的首相李迪，王旦的兄长王懿的长子王睦与李迪也是姻亲，王旦的长子，王恪的父亲王雍，岳父则是吕夷简。就连徐平关系最好的一个官员石延年，也是王旭的女婿。这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让人叹为观止，除了王家自己人，肯怕没哪个外人能够清楚知道这张网绵延到哪里。
分化则从王旦去世就开始了。王旦在的时候，他们三兄弟不分家，王旦本人也崇尚节俭，王家那时还算不上多么显眼的大家族。王旦离世，三枝便分开过，各人际遇不同，或贫或富就显出来了。王旦离世的时候王素年纪还，等到长大性子便与王旦不同，生活讲排场，崇尚奢靡。而王旭一枝的日子就不好过，长子王质在外为官，几年吃不上肉。
见识过三槐堂王家，徐平才知道什么是世家大族，那可不是有田有屋就行，而是利用联姻把家族的触角伸到鳞国的每个边边角角。这个家族落魄的分枝，比如王旭，女婿石延年辗转流离，实在也没沾上什么光
。而风光的分枝，比如王素，皇帝也要高看一眼。
王恪的父亲王雍是王素的长兄，不过是庶出，性格沉默寡言。年轻时父亲当宰相，虽然也恩荫了官职，但一直没有出外为官。与叔叔王旭一样，因为王旦的关系，所谓不欲与寒门争仕进之路，依惯例在王旦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出仕。直到王旦离世之后，才辗转在外面为官，仕途并不顺畅。
父亲都是如此，王恪的官路也不会多么出彩，靠着恩荫出仕，在开封府下当值。
起来他的外祖父是当今贵为次相的吕夷简，但父亲王雍就是那么个闷脾气，也不怎么走动，没什么飞黄腾达的机会。至于首相李迪的那门亲戚，就更加远一层了。
一早出来，徐平和王恪先去汴河边召集诸行会，议定了下个十日的京城价格，一直忙到下午，才有时间转到北城来。
汴梁城的热闹去处，向称南河北剩
南河自然是指汴河，那里靠着漕路，各种行会众多，诸如果子孝纸孝菜孝米面行等等与民生有关的行会都在那里。想当年李用和落魄时就是在那里的纸铺做事，赶出来后才被在那一带贩酒的徐正所救。
北市指的皇城东华门外的热闹去处，那里靠近皇宫，仅宫里的采购就足够养活许多商户。此时兴和买，不像唐时的“宫时，商铺有利润可赚，越聚越多。再加上大臣们上朝是从东华门入，歇在这里的仆役每也是可观的客源。马行街尤其是潘楼街一段，是此时下商业最繁盛的地方，再没一个地方可比。
除这些酒楼商铺外，附近还有京城里的牛马行，这也是徐平的王恪的目的地。
牛马多是从北边贩来，由北城门入，所以行市在这里。
进了冬就一下子短了起来，到了牛马行，太阳已经偏西。牛马行的行头和主要的行户早已等在这里，见徐平和王恪带着吏人来，急忙起来行礼问候。
见色不早，徐平也不多寒喧，让众人议定了十日价格，看与以前所报相差无几，与王恪商量一下，便定了下来。写了书状，行头和各行户画押，徐平和王恪也押过了，两人各自收起，带回衙门备案，今的差事便完成了。
议定价格，当值的行头人称“牛马李大官人”的李田心里松了一口气，对徐平和王恪道：“两位官人，色已经不早，今日得闲，不如出去闲饮一杯。”
徐平本待拒绝，却见手下忙了一的吏人都色动，就连王恪也有依允的意思，便点点头道：“也好，手下吏人也都累了。家常便饭就好，不要去大酒楼上。”
李田连连点头：“明白，明白。”一副大家都懂的样子。
带着这么多手下，去大酒楼太过碍眼，东华门外又是官员士子聚集的地方，不定就被谁瞧在眼里，留下把柄。
（王旦后代联姻情况极为复杂，书里所列只是冰山一角。但当时回避制度严格，官员对于自己的亲戚大多都不宣扬，能遮掩起来就遮掩起来。比如文彦博与包拯的友情，很长时间依靠出土的墓志才知道两家有联姻，则文彦博荐包拯是违反回避制度的。再一个这种联姻大多是为子孙后代谋划，政治联姻并不多。一方面朝廷大员子孙结亲，另一方面并不妨碍他们在朝堂上争得你死我活，比如李迪和吕夷简。所以书中后面就不专门扒这些官员的亲戚关系了，因为与政治立场关系不大，只是利于他们后代的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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