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真是李迪来了，徐平和李参急忙上前去，见过了礼，把他迎到桌前，上位落座。
把身上的大氅取下来，交给身边的随从，李迪落坐。等徐平和李参也坐了，才道：“今夜无事，听李通判在这里为你接风洗尘，我便顺便过来看看。”
徐平急忙拱手：“下官何德何能，劳相公登门？等忙过这两日，我去拜会相公才是！”
李迪笑道：“你是本路都漕，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受你刺察。到了孟州，自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
“相公如此，下官就真地无地自容了！”
李迪道：“好了，今夜不要讲这些虚礼，坐下吃喝，些闲话吧。”
徐平这才重新落座，与李参一左一右，陪在李迪两侧。因为治下有这些元老重臣，往往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为了不影响公务，朝廷专门有旨意，公事以转运使为首。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特别规定知州不管什么身份，都要以下属的格式书写。从这个意义上来，仅以差事论，李迪这个前宰相还真算是徐平的下属官员。不过以李迪这种身份，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执政，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两府。从这个序列上讲，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
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渐成熟的祖宗家法，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表现在这里，就是“上下相轧”。即在地方上官掌大权，重臣被牵制，以防出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喝过了几巡酒，李迪对徐平道：“我听李通判讲，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来，以给后人参照，不知是否有此事？”
“相公所言不错，我正要借着临近年底这一段空闲时候，完成此事。”
李迪点零头：“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实不错，我为官数十年，增收钱粮能到去年京西路这种地步的，从来没有见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官府手里的钱粮增加了，百姓却没有受苦，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常言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换句话，在官则不在民，官府手里的钱粮多了，必然是刻剥百姓。去年京西路却不是这样，必然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以前的老话，只怕是没有用了。”
李参道：“相公这句话才是到了要害之处，京西路各州县，府库充盈，却并没有刻剥百姓
。哪怕就是我们孟州，其实也得了益处。以钱帛论，今年入库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只是绢价下跌，才显得钱粮没有增收。我也时常在州里察访，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比以往困顿，反而手里比以往活络了许多，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也都用上了。”
“其实下之财哪里来的定数？上古之时，人民衣兽皮，吃野菜，茹毛饮血，想吃顿饱饭也只能是想一想。到了现在，哪怕是贫困人家，其实过的日子也比先贤筚路蓝缕的时候强得多了。若是下之财有定数，我们现在多出来的财富是哪里来的？”
听了徐平的话，李迪笑道：“道虽有常，世事却无常，以古论今，不能下之财有定数这句话是错的。徐都漕，你做事确实罕有人比，但经学上，还是别找人来写。”
喝了半酒，徐平的脸色有些发红，刚好掩饰了听完李迪的话的窘态。李迪性直，历史上他去世之后，赵祯专门为他题的碑就是“遗直”，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徐平虽然也熟读经书，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识做底子，不能够真正沉下心去研究这些先贤学问，经学是其短处。如果单从先贤的书中摘一两句话出来，徐平可以发挥出去，洋洋洒洒写篇文章出来，这是他策论的长处。但是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根本性不同，对于先贤理论的细微处，他理解的就不行了，这是经学的短处。想用经学来解释自己的理论，在李迪这位状元面前，徐平还真是班门弄斧了。
喝了口酒掩饰了一下窘态，徐平才道：“相公的是，今年我们做的事情求之古籍，已经定了由营田务王拱辰和方城知县李觏来做。”
李迪点头：“这人选才得过，王拱辰是状元，文章自然不错。方城知县李觏，我也听过他的名字，看过他的一两篇文章，确是有见地。论起经学功底，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苏州胡瑗，他参与进来，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
当官重进士出身，民间的学术大家却没有这个讲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学术流派开创者，名重一时的人物，大半都是没有中过进士的。泰山学派创始人、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苏湖学派创始人、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李觏若是没有遇到徐平，历史上一样也屡试不郑他们的学术和思想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同样得享盛名。
这是时代的特点，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到底科举是选拔考试，只要能够把适合的人才选拔出来就可以，并不是能力考试。通过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就具有了做官员的能力了，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无为。但选拔官员这种事情，也无法进行能力考试，合不合适，还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因为大儒往往落榜，就愤愤不平地科举制度不公平，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中了进士的大儒，比如历史上的朱熹，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员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徐平选择李觏，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往往人亡政息。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却一直流传，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认为学者、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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