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判制度实际上是双首长制，不能把通判简单地看成知州的副职。由于州事需要通判通签，在民政事务上通判对知州有很强的牵制作用，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双首长制是个很有意思的发明，看起来跟传统的主官要专权矛盾，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是利处大于弊处。特别是在地方上安排权贵高官的时候，这制度特别重要。按照徐平的想法，三司属下的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之后也要实行双首长制，类似于知州和通判，也类似于后世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设置一些官位，把那些影响力大的权贵安插进去。由于公司的特点，可以给他们比较多的公使钱，但实际掌权做事的再安排实务官员。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军中的权贵近臣，肯定是要给出路的，而且还要给他们非常大的诱惑才校从宋立国，延续五代以来的传统，皇家宗室便主要是跟武将家庭联姻，禁军中的将领，跟赵宋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想从军是剔除就能够剔除出去的。只要军职的待遇还远高于其他官员，就无法避免各种各样的人削尖脑袋钻进来。
到了赵祯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利用这些跟皇室有关系的武将来掌控军权已经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把亲贵安排进禁军，主要是贪图那里的经济待遇高于其他地方，而且不用受到外朝的约束。有另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安置这些人，赵祯自然是求之不得。
向徐平询问了一些细节，赵祯道：“此事的难处在于公司中设官位，只怕读书人羞于去做。往年要在开封城里设厢官，因是管刑狱，便就没人去做，最后不了了之。”
徐平无奈地道：“这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只好慢慢来。臣以前奏对，曾过下当以钱粮为纲，为朝廷谋公利便是下大义。这几年来，三司广收钱粮，减免税赋，臣不敢对下百姓做了多少好事，但无论朝廷还是百姓，都收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治下无非是抚百姓，只要让百姓过得好，下安泰，岂不正是圣贤之道？”
听了这话，赵祯笑着点头：“此话有理，李觏在国子监做得甚好。”
这就是意识形态，你立再好的制度起来，没有人去做，下主流思想弃之如敝履，最终还是执行不下去。光想着靠给官给钱吸引人来，那样是不行的。最终聚了一堆只想升官发财的人在身边，连新的思想都连带失去了吸引力，最终只能黯然收场。
为朝廷谋公利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下大义，这思想在官场上占了主流，新的制度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占住道德的制高点。徐平只能一点一点来做，让李觏在国子监，把这思想广为传播，人人皆智力，自己在三司做的事情与此相映照，才能成事。
西北战事已近，徐平最近有些焦急，他必须在战事起来之前把大的框架立起来，自己离开才能无后顾之忧。有了银行，有了大量公司，西北的军费已经无忧，现在主要就是防止政策出现反复。而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靠占领意识形态高地，这又急不来。
这几赵祯的心情极佳，跟徐平认真讨论起最近李觏做的事情来。这不是没有目的乱问的，因为今年开科，如果有必要，赵祯会把这思想放到接下来的进士考试中去。李觏的官位和地位还不足以主持科举考试，但可以做编详官之类。
这一年来，李觏除了注解《富国安民策》，还领导重注各种典籍，用新的思想来重新铨释经典。实际起来，就是配合徐平所推出的政策进行托古改制。
改革总得有个依托，徐平前世所学到的思想，是认为托古改制殊无必要，是革命性不够的表现，表明了统治阶级的妥协性。真正自己做起来，才知道这根本无从选择，实际上是华山一条路。他前世国家的大变革，不需要托古改制，是因为可以借鉴外国经验，来托洋改制。现在并没有洋制来依托，那只能从古人身上找合法性了。
李觏做的另一件事情，便是针对徐平在三司的政策，以及新政策取得的效果，结合理论进行诠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按照徐平的意思，这些理论建立和宣传中，特别突出强调对民生的好处。争取民心永远是意识形态中的主阵地，只要形成广泛的认识，新的政策就是对百姓好，那么这新的思想便就不能被磨灭了。
国子监从来没有主持编过这么多书，现在那里已经真正成为学术中心了。
除了这些官面上的事情，徐平还需要借助民间渠道来传播新思想。最近他想成立一间专管民间娱乐的新公司，借助民间的话本来面向底层百姓，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可惜段云洁因为受人邀约，去了永兴军印书赚钱。这个机会起来还是跟党项要反宋有关，元昊制新官制，创设党项文字，需要大量的印刷品，段云洁便就是因为这个发财机会去的陕西路。这个年代交通不便，这种事情一去就是数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她以前就在京城印各种俗词之类贩卖，对这种事情有经验。
这些事情一讲起来就千头万绪，赵祯心情好，兴致勃勃问得特别详细，徐平只觉得有无数的事情在等着自己。
最后还是转到军队上面来，赵祯道：“军中诸将都从军已久，即使你在公司里面新设官位，优其俸禄，只怕他们还是会嫌诸多约束，不想到那里为官。”
徐平听了笑道：“陛下，现在太平，战事数十年不起，自然会有人如此想。如果真地有大仗打起来，战阵会死人，军法不容人，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留在军中也是好事。”
赵祯一愣，默默点零头。原来还是打的又打又拉的主意，真地战事起来，战阵上死一批，战事不利斩一批，只怕那个时候哭着喊着不想在军队里待了。只是从太宗朝之后便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规矩，只要是亲贵近信，哪怕是打了败仗，犯了军法，也不会予发重惩，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能不能狠下心，改了这个规矩。
徐平又道：“战阵之上，第一是要敢战，第二是要善战，不计生死，能上战阵，已经算是符合了基本条件。哪怕亲近贵戚，有这份胆气，在军中建功立业又有何不可？臣与人编历朝军制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怕完成要在数年之后。最近李觏正写一篇《强军策》，与臣议论觉得甚有道理，可发先声。这一策与先前的《富国安民策》一起，算是治国三策，等到编出来，再呈御览，可为军队先立一个目标起来。”
（备注：1.历史上赵祯的第二子是出生于宝元二年，书中提前了两年。
2.《富国》、《强兵》、《安民》三策是历史上李觏的作品，后世经常提起的要改变制度富国强兵实际上是始于此。虽然富国强兵这词在先秦就出现了，但却是因为李觏这三策，才真正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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