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荧惑守心发生，恰巧还有陨石坠落在了东郡，落地后有百姓捡到了碎石块，在上面刻下了“始皇帝死而地分”。
始皇帝大怒，派了御史去查问，什么都没查到，就把周边百姓全杀了，又焚毁了陨石。
这段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后世考校下来，差不多除了荧惑守心是事实之外，剩下的可能全是个人杜撰，或者是倒果为因的道听途。
再往后的西汉末年，汉成帝时期发生的荧惑守心，这才是人感应的巅峰。
因为丞相汇报发生了荧惑守心，汉成帝非常恐惧，决定沿用春秋司星子韦的办法，甩锅嫁祸给汇报的丞相，便向丞相赐予美酒、黄牛，对其鸩杀。
结果一年以后，汉成帝还是驾崩了。
嗯，纵欲过度死的，跟荧惑守心没有半毛钱关系，但却间接推动了人感应里的“命不可违”。
最离谱的是汉末三国时期那一次，荧惑守心发生之时，魏文帝曹丕正好驾崩。
而后魏明帝去问黄权，黄权就：“往年赢荧惑守心’，结果文帝崩。”
愣是把一次人感应中的大不祥，给成了魏国才是下正统。
要不然，荧惑守心死的为什么是魏国的皇帝，而不是蜀、吴的“伪帝”呢？
林煜目光锐利，缓缓开口道：“所以，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些荧惑守心、金星凌日，以及日食等文星象，大多都是在倒果为因，牵强附会罢了。”
“所有的文星象都是牵强附会之？”杨荣着，语气明显有些颤抖。
虽然林煜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但这无疑是在冲击他从到大养成的固有价值观，还是让他实在难以置信。
“不仅是牵强附会，而且要是按照真正的荧惑守心去计算火星、心宿二的运行周期，还有金星凌日这些，很多都是对不上的，也就是后人故意捏造出来，用于政治舆论造势。”
“比如宋景公时期，荧惑守心就是比较典型的政治造势，因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
“而始皇帝就更不用了，典型的倒果为因，先不寻常百姓竟然就能识字，还能写出‘始皇帝死而地分’如此有见地的话来，再这东郡距离咸阳可不算太近，一个百姓在石头上刻字，究竟是怎么传到皇帝的耳朵里的？”
“还有汉成帝，这家伙就是典型的纵欲过度而死，不给他来点荧惑守心进行遮盖，对皇权威严的打击就会太大了……”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曹魏，荧惑守心直接成了曹魏代汉的政治依据，证据就是同时期不仅有荧惑守心，还有黄龙见谯……”
“往后的五胡十六国，后赵武帝石虎、北魏明元帝拓拔嗣都曾遇上了荧惑守心，石虎杀了中书监王波避祸，北魏那边干脆死的不是自己而是后秦，真按照汉末曹魏的理论，那岂不是在石虎这个羯族暴君，以及后秦（羌族）那个‘反骨庄都是下正统？”
“……”
到这里，杨荣更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承认荧惑守心是对的，那么后赵、后秦就是下正统，再不济鲜卑北魏也能凑到正统的边边。
总之，只有汉人不是华夏正统……
这合理吗？
这显然不合理啊！
林煜还在继续：“还有隋炀帝杨广，直接是遇到了荧惑入南斗（其中一种），但你们觉得隋朝的灭亡，跟荧惑守心有什么关联吗？”
不能全无关联，只能毫不相干！
且不提隋朝根本上的土地制度问题，就以隋炀帝的那种折腾方式，再家底雄厚的王朝，也得被败光了不可。
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已经很客气了。
隋炀帝修运河，你以为他是为了后人？他实际就是为了自己下江都（扬州）方便！
因为以前的河宽走不了宽大的子龙舟，水道也不连通，无法直达江都。
再修建东都洛阳，主要是为了节省财政，因为粮食走运河去不了关郑
这个举措应该是对的，但杨广的操作太抽象了。
修了新都洛阳，却又不舍得迁都，反而形成了洛阳、关中两京的格局，变相增加了财政支出。
又搞出了让后世网庙鼓吹的三征高句丽，这也是最抽象的，先不隋炀帝打仗的本事实在不咋地，前后征讨三次高句丽，光是第一次就遭遇惨败，几十万大军就回来了两千七百人。
损失不可谓不大！
结果杨广还继续征讨高句丽，最后倒是打得还挺顺利，但好不容易快打下来了，高句丽连忙选择投降。
隋炀帝呢？
他同意了！
高句丽连使者都没派，就口头上了一句，隋炀帝便带着几十万大军回去了。
高句丽直接光速降而复叛，杨广感觉到智商遭到了碾压，暴跳如雷，而数十万大隋将士埋骨他乡，也不知道找谁理去。
对了，隋炀帝修的运河，唐朝就堵了。
还有常的“隋朝大米留到了贞观年间还没吃完，都是隋朝给唐朝盛世留下磷子”。
这简直是超人啊！
什么样的体质，能吃得下隋朝遗留的百年大米……
“再比如后蜀的孟昶……”
林煜还在侃侃而谈，不光荧惑守心、金星凌日，还顺便了下日食。
日食相比较于荧惑守心、金星凌日，那可就要常见得太多了。
按照史书记录，从春秋到螨清时期，光是有记录的日食就有上千次，载入正史的高达916条?，一个王朝只要运气不算太差，总能看到个几次日食。
“按照史书年份的话，《尚书·胤征》篇中记载的夏仲康时期的日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了。”
“其后的《左传》，同样记载过一次日食，外加一次‘流星雨’：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竹书记年》疑似记录了夏朝流星雨，但不能确定）。”
“起来，元人郭守敬的《授时历》，这玩意同样也能用于预测日食的出现，虽然精度上有些瑕疵……”
《授时历》为元朝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实施的历法，因元世祖忽必烈封赐而得名，原着及史书均称其为《授时历经》。
《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的观测值365.2422仅差大约26秒，精度与《格里高利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
到了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巳时，《授时历》成功预测了一次日食，但结果略有偏差，其为经过西伯利亚极东部的日环食，食分微且发生在接近中午阳光强烈的时段，导致肉眼难以察觉。
但这并不妨碍《授时历》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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