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郢，唐玄宗宝年间沔州汉阳县令，汉阳为唐代紧县，县令秩从六品上，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地位显要。其籍贯史无明载，结合唐代仕宦格局推测，大概率出身于中原士族或江南仕宦之家，以明经或进士科入仕，凭借扎实的政务能力与合规的考课成绩，得以出任这一重要县域的行政长官。尽管正史中未详细记载其政绩，但在宝盛世的背景下，能执掌汉阳这一江汉枢纽之地，足以证明其具备匹配职位的资历、才学与行政素养，其生平亦是盛唐县级地方治理的一个缩影。
盛唐时期的汉阳，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沔州的核心县域，兼具水运枢纽、商贸集镇与军事要隘的多重属性。作为紧县县令，徐郢总揽一县民政、司法、赋税、治安等核心事务，上承州府政令，下统乡、里基层组织，是连接中央与民间的关键桥梁。其日常政务涵盖户籍管理与赋税征缴，宝年间朝廷推行租庸调制，徐郢需精准核查全县户籍，统计丁口、田亩，确保赋税足额上缴，同时兼顾漕运物资的征集与转运；在司法层面，他负责审理县域内的民事纠纷与型刑事案件，依据唐律断案，维护地方治安与司法公正；此外，他还需主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缮驿道、加固堤防、维护渡口等，保障汉阳的水运与陆路交通畅通。
宝年间的唐朝表面歌舞升平，实则潜藏危机，江汉流域水患频发是汉阳治理的一大挑战。徐郢任内，重点推动了汉阳县境内汉水堤防的修缮工程。他亲自勘察堤防破损地段，统筹县域人力、物力，组织民夫加固堤坝、疏浚河道。针对汛期江水泛滥威胁农田与民居的问题，他制定了常态化的堤防巡检制度，设立专门的水驿传递水情预警，有效降低了水患对民生的影响。在农业生产方面，徐郢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劝导百姓开垦荒地、改进耕作技术，同时协调灌溉水利设施的分配使用，助力县域农业增产，稳定霖方粮食供应。
除了政务与民生治理，徐郢也重视地方教化与文化建设。盛唐崇儒之风盛行，他在汉阳县重修县学，延聘饱学之士担任讲席，向县内子弟传授经史典籍，鼓励寒门子弟求学入仕。同时，他尊重地方民俗，妥善协调境内官民、士庶之间的关系，对当地的祠庙祭祀等民间活动予以规范引导，既顺应了民心，又强化霖方治理的凝聚力。作为水运枢纽，汉阳商旅往来频繁，徐郢还规范了市集交易规则，打击欺行霸盛偷税漏税等行为，维护了商贸秩序，促进霖方经济的繁荣。
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叛军迅速攻占两京，中原陷入战乱，江汉地区成为朝廷的后方屏障与物资供应基地。此时的徐郢仍在汉阳任上，他临危受命，按照朝廷与州府的指令，紧急征集粮草、壮丁，支援前线平叛军队。同时，他加强了汉阳城防建设，组织乡勇守卫渡口与要道，防范流民骚乱与盗匪侵袭，保障了县域的稳定，为江汉地区成为唐王朝的避难所与反攻基地贡献了基层力量。
安史之乱后，关于徐郢的记载便散佚于史料之郑推测其或在战乱中坚守岗位直至卸任，或因时局动荡辞官归隐。作为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的地方官员，徐郢没有惊动地的功绩，却以勤勉务实的作风履行了县令的职责。他的治理实践，反映了盛唐县级行政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紧县县令在区域交通、经济、民生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尽管史料对其政绩记载寥寥，但汉阳在宝年间的稳定发展与安史之乱初期的有序防御，已然印证了他的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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