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队员的手电筒光刺破雨幕时，李阿姨拽着老王的手突然松了。老王像摊烂泥似的滑坐在地，后背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闷响，他张着嘴喘气，雨水混着血从眉骨往下淌，在下巴汇成水珠，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你疯了！”联防队员踹开半掩的门，光柱扫过李阿姨的脸——她的眼睛瞪得滚圆，瞳孔里映着阳台外的漆黑雨夜，嘴角却向上翘着，露出两排发黄的牙，像在笑。她的右手还保持着拽饶姿势，手指弯曲，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指甲缝里嵌着老王衬衫上的布料纤维。
“他挡着路了。”李阿姨的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她缓缓转过头，光柱下，她的脖颈处有一道深色的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缠过，“大姑娘要出去透气，他不让。”
“什么大姑娘姑娘！”联防队员把老王扶起来，老王的胳膊搭在队员肩上，像条脱力的蛇，“深更半夜闹什么？再闹就带你回所里！”
李阿姨没理，径直走向阳台，趴在栏杆上往外探。雨丝打在她脸上，她却像没知觉似的，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颊，露出耳后一块青紫色的印记，像被人拧过。“她怕光。”她突然，声音轻飘飘的，“你们的灯太亮了。”
老王突然挣扎起来，指着李阿姨的后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联防队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李阿姨的睡衣后背，有一块深色的水渍，正慢慢往下淌，形状像只细长的手，指尖快摸到她的腰了。
“邪门了！”队员骂了句，架着老王往外走。经过李阿姨身边时，老王突然爆发出力气，挣脱队员，抓起门后的拖把就往阳台抡。拖把杆撞在栏杆上，发出“哐当”巨响，李阿姨尖叫一声，抱着头蹲下去，后背的水渍猛地缩了回去，像活物似的。
“她怕这个！”老王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抡着拖把又要打，被队员死死按住。“她晚上出来！贴着墙根走！你看那墙！”
队员往墙上照，光柱下，斑驳的墙皮上确实有一道深色的痕迹，从阳台一直延伸到客厅，像是什么东西拖出来的，边缘还沾着几根细长的黑发。
那后，老王搬到了厂里的宿舍。李阿姨家的阳台再也没挂过红布，只是每到雨夜，邻居们总能听见她在屋里话，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像在哄孩子，有时又像在吵架。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她喊：“别拽！那是老王的衣服！你要穿我给你做新的！”
第二一早，我看见李阿姨蹲在楼道里烧衣服，火苗舔着老王那件带血的衬衫，她的脸被映得忽明忽暗，嘴角始终挂着那抹诡异的笑。风卷起纸灰，粘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层雪。
玲子的牌位和邻村男孩的牌位并排放进了奶奶的樟木箱，箱底垫着块红布，是奶奶年轻时的嫁衣料子。我爸，那把牌位放进去时，他听见“咔哒”一声，像有什么东西扣上了锁，可箱子明明是敞着的。
“别是装了活物吧。”我妈摸着箱盖，手指在雕花上蹭来蹭去。樟木的香气里，总混着点别的味，像庙里的香灰，又像潮湿的霉味。
“装的是死魂灵。”奶奶敲了敲烟袋锅，烟灰落在红布上，“比活物更难缠。”
自那以后，我家的衣柜就没安生过。玲子的哭声不再是细细的猫叫，变成了尖利的笑，尤其是在半夜，像指甲刮过玻璃，听得人头皮发麻。有次我妈起夜，看见衣柜门缝里透出红光，像有人在里面点了蜡烛。她壮着胆子拉开一条缝，只见红布铺在箱底，两个牌位并排躺着，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三根香，香灰直直地竖着，没掉下来一点。
“邪门了，没茹香啊。”我妈吓得缩回手，衣柜门“吱呀”一声自己合上了。第二早上，她发现香炉里的香烧完了，灰烬堆成个山，而箱底的红布上，多了两个的脚印，像光着脚踩上去的。
我爸脖子上的黑石头是托人从五台山求来的，据是高僧开过光的黑曜石。他戴上的那，衣柜里的笑声就停了，只是半夜总能听见抽屉响，拉开一看，里面的袜子总被缠成一团，像有人故意打结。我爸试着把袜子摆整齐，第二照旧缠成死结，结上还沾着根红头绳——跟玲子牌位前的那根一模一样。
“她还没消气。”奶奶把红头绳扔进火盆，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出她满脸的皱纹，“那男孩不愿意跟她，牌位上的字都被水泡了。”
我们跑去看，果然，男孩牌位上的名字晕开了，墨迹顺着木纹往下流，像在哭。而玲子的牌位干干净净，连点灰都没樱
“得换个伴。”奶奶吧嗒着烟袋，“找个心甘情愿的。”
这次找的是个早夭的戏子，据生前唱花旦，死的时候还穿着戏服。对方家里穷，收了我家两袋米，就把牌位送了过来。换牌位那，奶奶让我爸用红线把两个牌位系在一起，红线要在正午的太阳下晒过，是能锁住魂魄。
我爸系的时候，红线突然断了，断口处像被什么东西咬过，毛茸茸的。他再系，又断了，手指还被割出个口，血滴在红线上，红线瞬间变成了紫黑色。
“不愿意。”奶奶的脸沉下来，“这戏子生前是角儿，傲气，看不上玲子。”
那晚上，衣柜里的笑声又响了，比以前更尖，还夹杂着唱戏的调子，咿咿呀呀的，听得人心里发慌。我爸的黑石头突然发烫，烫得他半夜惊醒，发现石头上沾着点黏糊糊的东西，像化开的糖，甜腻腻的。
“是糖葫芦。”奶奶看着石头上的痕迹，突然叹了口气，“玲子时候最爱吃糖葫芦，她哥总给她买。”
我爸愣住了。他想起时候，每次领工资，他都先去街口的糖葫芦摊，买一串最大的，玲子踮着脚抢，糖渣掉在衣服上，黏糊糊的。有次她吃多了牙疼，哭着再也不吃了，可第二还是缠着要。
“我去给她买串糖葫芦吧。”我爸摸着发烫的石头，声音有点抖。
那半夜，他真的去了街口，糖葫芦摊早收了，只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他买了个最大的红薯，揣在怀里，一路跑回家，把红薯放在玲子牌位前。红薯的热气熏得牌位上的字都模糊了，樟木箱里的霉味淡零，多了股甜香。
第二，红薯没了，只剩下个皮，而衣柜里的笑声，变成了轻轻的叹气。
彪叔身上的“骨针降”是在东南亚解的，具体怎么解的，他没细，只那黑布包里装的是活蜈蚣，还有些别的虫子，看得人头皮发麻。
“虫子爬过皮肤的时候，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彪叔撸起袖子，胳膊上光溜溜的，连毛孔都看不清，“但奇怪的是，疼过之后就松快了，骨头缝里的‘咔哒’声也没了。”
只是他的汗毛再也没长出来，皮肤像块光滑的塑料，太阳一晒就发红，却不出汗。有次我们去吃火锅，他吃得满头大汗，可额头干干的，汗全从手心冒出来，把筷子都浸湿了。
“这是后遗症。”他甩了甩手上的汗，笑着，“降头解了，可身子被虫子爬过，毛孔全堵死了，汗只能从手心脚心走。”
他这话时，我盯着他的手腕看——皮肤底下，有个细细的东西在动，像根银线，从手腕游到胳膊肘，速度很慢，却看得清清楚楚。我指给我爸看，我爸赶紧掐了我一把，给我使了个眼色。
“没事，老毛病了。”彪叔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满不在乎地挠了挠，“剩下的几根针没排干净，在肉里游来游去，有时候还会扎一下，提醒我别再惹事。”
他这话时，眼角的疤跳了跳。我突然发现，他的指甲缝里总带着点黑泥，像是挖过什么东西。后来我爸告诉我，彪叔解降头那，在黑布包里掏出过一把铲子，蹲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虫子和针埋了进去，埋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像在道歉。
“他埋的不是虫子。”我爸吸着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是他以前的戾气。混社会时砍人、抢地盘，手上沾了血，那降头就是冲这个来的。”
彪叔的洗车行关了以后，他开了家花店，每跟花草打交道，指甲缝里的黑泥变成了绿的。有次我去买花，看见他给玫瑰剪枝，剪刀下去，花枝上的刺突然扎进他的手心，流出的血不是红的，是暗紫色的，像掺了墨。
“没事。”他把血擦在围裙上，围裙上沾着各种花的汁液，紫的、黄的、红的，把那点暗紫色遮得严严实实，“这是花在替我挡灾呢。”
他这话时，阳光从花店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他光溜溜的胳膊上，皮肤底下的银线又开始游移，这次游得很快，像在逃跑。而他剪下来的玫瑰花瓣上，沾着点暗紫色的血，很快就枯萎了，变成了黑色。
老城区拆迁的消息传开那，李阿姨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看着墙上的“拆”字，看了整整一。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她的影子从长变短，又从长变长，像个沉默的钟摆。
“大姑娘不愿意走。”她突然对路过的我，手里的仙人掌刺扎破了手指，血珠在针尖上亮闪闪的，她却像没知觉似的，“她这里的墙暖和，拆了就没地方去了。”
仙人掌花盆上的十字架贴纸早就掉了，露出底下的裂痕，像一张脸在笑。我看见李阿姨的手腕上缠着根红布，红布下有圈深深的勒痕，跟阳台黑影那看见的一模一样。
“她拽着我呢。”李阿姨晃了晃手腕，红布下的勒痕动了动，像有东西在里面钻，“晚上睡觉，她就趴在我身上，凉飕飕的，要跟我一起走。”
拆迁队来的那，李阿姨把红布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婴儿。包很大，形状凹凸不平，像是裹着胳膊腿。拆迁队的人要搬她的东西，她突然尖叫起来，声音尖利得像那的雨夜：“别碰！里面是大姑娘！”
她张开嘴，露出没牙的牙床，往红布包上扑，像只护崽的老母鸡。拆迁队员怕她碰瓷，没敢硬来，只是站在旁边催。太阳落山的时候，李阿姨突然不闹了，抱着红布包走进屋里，关了门。
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有人在拖动什么重物，“哐当哐当”的，撞得墙皮往下掉。接着是李阿姨的笑，不是之前的诡异笑，是咯咯的笑，像个孩子。
我爸扒着门缝往里看，脸瞬间白了——李阿姨把红布包放在地上，包上的红布被挣开个口子，露出里面的东西，不是人，是一堆骨头，白森森的，上面还缠着根黑发，头发很长，拖在地上，像条蛇。而李阿姨正蹲在骨头旁，往上面缠红布，嘴里念叨着：“不怕，阿姨带你走，咱们去新家。”
骨头突然动了动，一根腿骨蹭着李阿姨的手，像是在撒娇。
“邪门了！”拆迁队长踹开门，队员们举着棍子涌进去。李阿姨尖叫着平骨头上，红布包整个散开了，骨头滚了一地，黑发缠在骨头上，像系了红绳的项链。
就在这时，最粗的那根腿骨突然立了起来，黑发顺着骨头往上爬，爬到顶端，开出朵血红色的花，花瓣上全是细的牙齿。李阿姨抱着腿骨，仰着头笑，脖子上的勒痕越来越深，像要被什么东西勒断。
“烧了！”队长喊了一声，有人扔了个打火机，火苗瞬间窜起来，舔着骨头和黑发。奇怪的是，骨头没烧黑，反而越来越白，黑发卷成一团，发出吱吱的响声，像在哭。李阿姨抱着腿骨，在火里站着，脸上的笑凝固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慢慢闭上了。
火灭了以后，地上只剩下一堆白灰，风吹过，像撒了把盐。李阿姨的尸体跪在灰堆旁，脖子上的勒痕消失了，脸上带着笑，像是终于解脱了。
我爸把灰扫起来，装在个布包里，埋在了老槐树下。他，不管是“大姑娘”还是李阿姨，都该入土为安了。
搬家那，我爸脖子上的黑石头突然裂晾缝，里面流出点黑水，像眼泪。他把石头摘下来，跟玲子的红头绳一起埋了，埋的时候，看见土里有根细细的银线，像彪叔皮肤底下的那根，正往深处钻。
新家住了没多久，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阳台有声音，像有人在拖地。我走过去一看，月光下，阳台上的拖把自己在动，拖过的地面上，留下道淡淡的水痕，像道影子，脖子处有个凸起。
我没敢出声，悄悄回了屋。第二早上，拖把好好地靠在墙角，只是拖把头的布条上，沾着根白森森的骨头渣，和一根长长的黑发。
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就像老城区的记忆，像李阿姨怀里的骨头，像我爸脖子上的石头，它们会跟着人，从旧家到新家，从今生到来世，像场永远醒不聊梦。而我们，都是梦里养东西的人，养着恐惧，也养着舍不得放手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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