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反思，如同滴水穿石，虽缓慢，却实实在在地在李斯那坚硬如铁的心境上，悄然刻下了变化的痕迹。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颠覆，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细微却不容忽视的松动，是某些根深蒂固观念的微妙调整和坚硬情感的逐渐软化，并清晰地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具体方式之郑
首先，体现在他对律法执行的看法上。以往，他坚信律法面前必须绝对平等，且唯有从严从重，方能收杀一儆百之效，维护朝廷的绝对权威。任何触犯律法的行为，在他眼中都是对帝国秩序的挑战，不容任何宽贷。但如今，在审阅各郡县上报的刑事案件卷宗时，他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罪名和律条上，而是会不自觉地深入案件背后的具体情由。对于那些因饥寒交迫而偷盗粮米、或因受辱不过而愤起反击的轻罪犯，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毫不犹豫地批下最严厉的刑罚。他会沉吟片刻，笔锋稍顿，更倾向于认可地方官吏依法“酌情”处理的意见，认为给予一线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许比单纯的惩罚更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他甚至偶尔会想起自己力主在新《秦律》中加入的那些“考量情理”的条款，当初或许更多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量，如今却愈发感到，那冰冷律文背后保留的一丝温度，是何其必要。
其次，体现在他对反对意见的容忍度上。曾经的李斯，对任何挑战其权威或质疑新政的言论都极为敏感，视若寇仇，必以雷霆手段迅速清除，以儆效尤。如今，虽然其底线依旧分明——绝不容忍任何否定现行根本制度的言论，但对于明理学宫内那些学者们围绕经义、古制、治道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只要不越雷池，他的态度已悄然转变为一种更有耐心的观察和引导。他开始觉得，这种思想上的交锋，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非但无害，反而可能激发出有益的见解，为朝政提供另一种视角。他似乎朦胧地意识到，彻底扼杀所有异响，或许也同时扼杀了思想的活力与自我更新的可能。
再者，体现在他对自身权势的运用上。他依旧牢牢掌控着丞相权柄，帝国的重大决策仍多出于其手，但在行使这巨大权力的过程中，多了一份以往或许被雄心与紧迫感所掩盖的“克制”。他更加注重程序，重要事务必先交由相关府署合议，再与蒙恬、冯去疾等重臣反复协商，力求在制度框架内达成共识，尽量避免给人以“独断专斜的强烈印象。对于李氏家族的势力扩张，他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惕，多次严厉告诫子弟门人，须谨言慎行，收敛锋芒，不可倚仗他的权势肆意妄为。这种克制，表面上是对外界日益增长的猜忌与流言的预防，或许，在其内心深处，亦是对权力无限膨胀所带来的腐蚀性的一种本能防范。
甚至，在他与皇帝扶苏的关系上，也似乎渗入了一丝超越纯粹政治算计的情福他依旧视帝国的稳定为最高目标，扶苏的健康状况直接关乎国本。但现在，他期盼扶苏康复，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隐约包含着一份共同推行新政数年以来所积累的、近似于“老臣”对年轻君主的关怀。看到扶苏带病坚持理政，他心中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真切忧虑，这种情感，与他早年辅佐始皇帝时纯粹的利益捆绑，已有了微妙的区别。
这些心境的变化，如春雨润物，细微却深刻。它并未改变李斯作为杰出政治家和铁腕权臣的根本本质，他依然精明、审慎、果决，在必要时依然冷酷。但这悄然发生的变化，却为他那历来冷峻严厉的形象，增添了一抹人性的温度与历经世事变幻后的通达。他依然是那个李斯，但在其灵魂深处，那常年为现实政治而冰封的心湖，似乎因岁月的沉淀与那些深夜惊醒、拷问初衷的噩梦的侵蚀，而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透出了一丝不同于以往功利计算的光亮。这变化将如涓流汇入他人生的长河，最终会将他引向何方，即便是深谙权谋、洞察人心的李斯自己，在此时此刻，也未能全然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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