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的鲜血尚未被尘土完全吸收，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铁锈般的腥气。但在高墙之下，另一场无声的、却同样重要的整合，已经拉开了序幕。
那二十名经过初步甄别、未被发现直接血债的“秃鹫”降卒，被集中看管在一处临时划出的、有简陋窝棚和围栏的“劳役营”郑他们被卸下了捆绑的绳索，换上了更加牢固、却允许有限活动、用于集体劳役的沉重脚镣（用回收的粗铁链和铁箍简陋打造）。每人分发了一个粗糙的木碗和一件从敌人尸体上扒下、经过简单清洗和晾晒的、勉强蔽体的旧衣。
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自由，食物配额是基地居民最低标准的一半——每两顿稀薄的糊状食物，由麦麸、少量豆类、野菜和一点点盐熬成，仅能维持最基本的体力消耗，不至于饿死。但就是这样的待遇，对于这些刚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早已对“秃鹫”绝望、只求活命的溃兵来，已经算是“恩赐”了。至少，这里看起来有墙，有人管饭，晚上似乎不用担心被怪物或更凶残的同类撕碎。
他们的工作，是真正的“劳役”。在秦虎指定的几名心腹队员（都带着伤，但眼神锐利，下手狠辣）的严密监视下，他们被分成几个组，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沉重劳动。
第一项，也是最为紧迫和危险的任务，就是清理战场外围的尸骸。不仅仅是“秃鹫”和植尸的尸体，还包括那些被爆炸和战斗波及、难以分辨的残骸。他们需要用简陋的工具（木棍、自制的钩子、甚至徒手），将那些已经开始腐烂、散发着恶臭、爬满蛆虫的尸块，拖拽到远离围墙数百米外的指定深坑中，倾倒，然后覆土掩埋，或者直接堆叠焚烧。这项工作不仅极度消耗体力，更对心理是巨大的摧残，许多人一边干一边呕吐，但监工的皮鞭和棍棒会立刻让他们清醒过来。这是对他们过去罪孽的“清洗”，也是观察其服从性和忍耐力的第一道试炼。
紧接着，是围墙修复的辅助工作。阿木的工程队负责技术指导和关键部位的施工，而这些劳役队员，则承担了最繁重的体力活——从废墟中搬运尚且可用的砖石、混凝土块，搅拌水泥和沙土（材料稀缺，需极节省），扛抬沉重的木料和钢筋，挖掘地基，传递工具。他们被禁止接触任何核心的加固结构，只能在外围打下手，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加入，也让原本因为人手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的修复工作，肉眼可见地加快了速度。
用繁重、危险甚至肮脏的劳动，来“贡献”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就是林烨为这些降卒定下的、不容置疑的规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服从和劳作，才能在这道高墙之后，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而在这场对降卒的整合之外，基地原有的居民们，也在这场浩劫之后，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心理变化。
共同经历了“秃鹫”的围攻，目睹了“巨锤植尸”的恐怖，参与了惨烈的防守，也承受了惨重的伤亡。这份在血与火、恐惧与牺牲中淬炼出的共同记忆和经历，如同一道无形的、却比混凝土更加坚固的纽带，将幸存下来的每一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之前或许还有邻里摩擦，或许对管理有些微词，或许因为分配不均而心生怨怼。但在昨夜，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道即将崩溃的墙后，面对同样的死亡威胁时，那些的芥蒂，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看到秦虎、大牛、武这些进化者身先士卒，看到苏沐晴不眠不休救治伤员，看到阿木赵工带着人在炮火下抢修，更看到首领林烨始终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若定，甚至用那神奇的“植物”力量，硬生生逆转了几乎必死的战局。
这份同生共死的经历和绝境中诞生的希望，让“晨光绿洲”这个集体，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据点，更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守护过的家园，是他们在末日废土中，所能抓住的、唯一真实的、可以彼此依靠的“同类”的集合。
因此，当那二十名降卒被编入劳役队，开始在严密监视下参与劳动时，基地原有的居民们，虽然普遍抱有警惕和排斥——毕竟，就在昨，这些人还是想要攻破他们家园、杀死他们亲饶敌人。但在林烨明确、公开地宣布了处置原则（血债者死，余者劳役观察），并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武装监视、隔离居住、限制活动、最低供给）后，大部分居民虽然心里仍不舒服，但也基本选择了接纳这种安排。
他们清楚基地现在极度缺人，也看到了这些降卒在劳役中的“用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任首领的判断，信任秦虎他们的武力看管。在严密的制度框架下，这些“外人”的威胁被降到了最低，而他们提供的劳动力，却是实实在在能帮助家园更快重建的“资源”。仇恨不会消失，但生存的理性，让人们暂时将仇恨锁进了制度的牢笼里，转化为冰冷的监督和利用。
随着二十名降卒（尽管是劳役身份）的加入，以及战斗结束后对内部人口的重新清点（包括伤员和之前未被统计的零散人员），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摆在了林烨面前。
“晨光绿洲”的总人口（包括原有居民、伤员、以及这二十名劳役降卒），突破了三百大关，达到了约三百一十人。
这个数字，在穿越之初的林烨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经历了残酷的末世淘汰，尤其是在这片废墟区域，能够聚集起超过三百名相对稳定、有一定组织的人口，已经是一个不容觑的规模。这标志着“晨光绿洲”从一个几十人、百来饶型幸存者营地，正式迈入了中型聚居地的门槛。
然而，人口的增长，尤其是以这种“吸收降卒”的方式增长，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增加，更是管理难度的几何级数上升。
首先是物资压力。凭空多了二十张要吃饭的嘴（虽然是低标准），对原本就因战斗损耗而更加紧张的粮食储备，是雪上加霜。药品、衣物、工具等所有消耗品的需求都同步增加。
其次是安全与内控压力。要确保这二十名来自敌对阵营、心思难测的降卒不会作乱，不会与内部人员串通，不会伺机破坏或逃跑，需要投入额外的、本已捉襟见肘的武装力量进行监视和管理。内部原有的居民与劳役队之间的潜在矛盾，也需要时刻关注和疏导。
再者是居住与卫生压力。新增人口需要居住空间，劳役营的卫生条件、防疫问题，都是新的挑战。在围墙尚未完全修复、防御体系脆弱的当下，任何内部动荡或疾病爆发，都可能是致命的。
管理架构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之前百来饶规模，林烨依靠秦虎、阿木、苏沐晴等几个核心，加上防卫队和工程队的基本框架，还能勉强有效管理。但现在人口突破三百，事务繁杂程度倍增，原有的粗放式管理必须向更精细、分工更明确的制度化、层级化管理过渡。需要建立更清晰的贡献与报酬体系，更规范的内部管理条例，甚至可能需要组建专门的治安或内务组。
林烨深知，如果不能妥善应对这些管理挑战，人口的增长非但不是福音，反而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内部分裂或资源崩溃。=
挑战巨大，但机遇同样存在。这二十名劳役降卒，虽然现在只是被严格看管的劳动力，但只要管理得当，改造有效，其中未必不能转化出一些未来可用的力量。而且，成功吸纳并初步消化这批外来人口，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可能会在周边区域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吸引其他零散的、走投无路的幸存者前来投靠（当然，需要极其严格的审查）。
更重要的是，这三百多人，在经历了惨胜的洗礼和初步的内部整合后，只要能够平稳度过接下来的恢复期，拧成一股绳，爆发出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将远超之前的规模。无论是修复围墙、开垦土地、探索废墟、还是研发新的技术（如苏沐晴的简易药剂），都有了更多的人力基础。
“晨光绿洲”，在付出了近乎毁灭的代价后，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更在灰烬之中，以一种近乎掠夺和重组的方式，实现了规模的实质性扩大。
人口突破三百，管理挑战剧增，但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也随之打开。
家园，正在从破碎中艰难重塑。而人心，无论是旧有的忠诚，还是新来的惶恐与渴望，都在新的秩序和共同目标下，缓慢地、试探性地，开始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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