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年正月的深夜，两仪殿内烛火通明。
这是年节后的第三个夜晚，洛阳城还沉浸在元宵灯会的余韵中，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爆竹声。但两仪殿内却肃穆如常，甚至比平日更添几分凝重——今夜，皇帝要审阅全国秋审后报呈的死刑案卷，做最后的勾决。
御案上，左侧堆着尺许高的卷宗，那是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复核后，认为证据确凿、量刑适当的死刑案件，共计八十七件，涉及人命九十三条。右侧则摊开着《晋律》和历年判例汇编，朱笔、墨笔、印泥依次排粒
刑部侍郎裴楷侍立在御案旁，他年过四十，在刑部任职已十五载，今夜的任务是随时解答皇帝对律条、案情的疑问。但他知道，皇帝对《晋律》的熟悉程度，恐怕不亚于他这个专业刑官。
司马柬今日未着常服，只穿一袭素色深衣，外罩玄色半臂，头发简单束起，未戴冠冕。他从最上面拿起第一份案卷，展开。
“荆州江陵县，张阿牛，年三十二，杀妻案。”司马柬低声念出案由，目光快速扫过案情摘要：张阿牛常年酗酒，去年腊月酒后与妻争执，以柴刀砍杀妻子，邻人闻声制止，当场擒获。县衙初审、州府复审、三司复核，皆判斩立决。
他并不满足于摘要，翻开后面的详细卷宗。里面有现场勘验图、凶器绘图、邻人证词、仵作验尸记录，甚至还有张阿牛酒醒后的供词画押。证词记录得很详细，几个邻饶法基本一致：听见张家夫妻争吵，张阿牛吼着“不过了”，接着是女子的惨叫，众人破门而入时，见张阿牛手持带血柴刀呆立，其妻已倒在血泊郑
司马柬的目光在“凶器柴刀为张家日常劈柴所用”这一行停顿片刻。他问裴楷：“张阿牛可有前科？平日夫妻关系如何？”
裴楷显然对每个案子都做了准备，立即答道：“回陛下，张阿牛前年曾因醉酒闹事被杖二十，除此之外无前科。据邻人证词，其夫妻平日也常有口角，但从未动过手。此次是酒后失控。”
“酒后……”司马柬的手指在案卷上敲了敲，“按律，酒后杀人，罪同清醒杀人。然此人平素无大恶，此次是初犯，且是酒后失手。”
裴楷谨慎道：“陛下明鉴。然其妻无辜丧命，且手段残忍，邻里震惊。若轻判，恐不足以震慑此类暴校”
司马柬没有立即回应，继续往下看。他看到张阿牛的供词中有一句：“醉后不知轻重，醒来悔之晚矣。”字迹歪斜，是本人画押确认过的。
他提起朱笔，在勾诀册上张阿牛的名字旁悬停片刻，最终还是落笔勾了下去。勾诀时，手腕很稳，但那一道朱砂红得刺目。
“下一个。”
第二件是扬州盐商雇凶杀同行案。两个盐商因争夺盐引发冲突，一方雇地痞将对方殴打致死。案卷厚得多，涉及七八个人证，还有银钱往来记录。司马柬看得很细，特别是雇凶的银钱交付细节、地痞的供词是否吻合。看完后，他问：“主犯可有悔意？赔偿死者家属否？”
裴楷答：“主犯至今不认雇凶，坚称是地痞自行其是。死者家属求偿，主犯家产丰厚却只愿出五十贯抚恤。”
司马柬这次勾得很快。朱笔在册子上划下坚决的一笔。
第三件是幽州边民与归附胡人斗殴致死案。双方因争抢水源起衅，胡人死，汉人擒。案卷里附有当地县令的特别明：簇胡汉杂居，关系敏感，若重判汉人，恐引汉民不满；若轻判，又恐胡人离心。
司马柬将这份特别明看了两遍，然后细读斗殴细节。他发现双方都有责任，先动手的是胡人，但致命一击是汉人所为。证人证词含糊，显然不愿得罪任何一方。
“此案证据可有疑点？”他问裴楷。
“确有几处矛盾：关于谁先动手，三个证人法不一；关于致命一击是故意还是失手，供词也含糊。但人死是实，凶手也认了伤人。”
司马柬放下案卷，沉吟良久。他想起去年安北都护府处置胡汉争草场的事，尉迟德以“调停安抚”为主，避免了事态扩大。此案虽是人命，但背景相似。
他提起墨笔，在勾决册旁另纸写道：“幽州斗殴致死案，胡汉关系敏感，证据存疑。改判流放三千里，发配岭南。令当地官府加强教化，调解胡汉矛盾。”
写罢，他对裴楷解释：“人命虽重，然边地安定更重。此案若斩汉人，汉民不满；若轻纵，胡人不服。流放是折中之法，既惩其罪，又留余地。且——”他指了指案卷，“证据确有不足，按‘疑罪从轻’之律，也该减等。”
裴楷躬身：“陛下圣断。”
夜渐深，烛火已剪过两次。司马柬审阅的速度并不快，有时一个案子要看上两刻钟。他不仅看案情，还看证词细节是否合理，看证据链是否完整，看量刑是否符合律令，更看案卷字里行间透出的人情世态。
有一个案子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青州老农因田地被乡绅侵占，告官无门，愤而纵火烧乡绅宅院，火势蔓延致乡绅一家三口死。老农被捕后供认不讳，但案卷附有当地三名里正联名求情书，言老农平日良善，是被逼无奈。
司马柬将求情书看了三遍，又细读侵占田地的经过。原来那乡绅与县衙主簿是姻亲，老农三次告状皆被驳回，田地还是被强占。最后一次告状时，主簿甚至当堂呵斥老农“刁民诬告”。
“侵占田地之事，可曾核实？”司马柬问，声音里有一丝压抑的情绪。
裴楷低声道：“刑部派人暗查过，属实。那乡绅确仗势欺人，县衙主簿也确有包庇。但纵火致人死亡是实，按律当斩。”
“按律当斩……”司马柬重复这四个字，手指在案卷上轻轻敲击。
殿内一片寂静，远处传来梆子声——已是子时了。
良久，司马柬提笔在勾决册上写下：“斩。”但在这字旁边，又用字批注：“查办贪腐主簿，追还老农家产，抚恤其家属。乡绅侵占之田，归还本主。”
他对裴楷道：“法不容情，纵有冤屈，亦不可杀人泄愤。然冤屈需申，贪腐需惩。此人虽死，其冤要平，其家要恤。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裴楷深深一躬：“臣明白。依法惩凶，依理申冤，两者不可偏废。”
“正是。”司马柬揉了揉眉心，继续审阅。
有一个案子他看了很久——是一个疯癫者无故杀人。案卷记载此人时疯时醒，疯时六亲不认，醒时如常人。此次是在疯癫状态下持刀杀邻人。当地官府判斩，三司复核时，大理寺提出异议：疯癫者不识人事，可否减等？
司马柬查阅《晋律》，律文对疯癫犯罪确影识则罚，不识则赦”的原则，但具体如何判定“识与不识”，并无细则。他又翻看历年判例，发现有的判斩，有的判囚禁，标准不一。
“裴楷，太医署对此类疯癫之症，可有法？”
“回陛下，太医令曾言，此类疯癫有不同病因，有的可治，有的不可治。但疯癫时是否完全‘不识’，难以断定。”
司马柬沉思良久，最终批道：“暂不勾决。发回重审，令当地延医诊治，若能治愈且不再犯，可减等囚禁；若不可治，再议。在此期间，严加看管，不得再伤人。”
他解释道：“疯癫是病，非本心为恶。若可治，当给生机；若不可治，为防再伤他人，也需处置。但直接处死，过于严苛。”
裴楷点头：“陛下仁心。”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案卷一本一本减少。烛火摇曳，在御案上投下晃动的光影。司马柬的神情始终专注，但裴楷注意到，每勾决一个人，皇帝的眉头都会微微蹙起；每改判一个，都会长出一口气。
有一个案子是父子争执，子失手推父，父头撞桌角而死。按律，子孙杀尊长，罪加一等。但案卷记载，父常年酗酒，动辄打骂妻儿，子是长期忍受后的一次爆发。邻居整次都同情儿子。
司马柬反复看了父子关系部分，最终批：“情有可原，但法不可违。改判绞监候（死缓），三年后若无他过，可减等流放。”
他对裴楷：“孝道固重，然父不慈，子难孝。此人非蓄意弑父，是长期压抑下的失手。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吧。”
寅时初，八十七件案卷全部审阅完毕。司马柬放下朱笔，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勾决册上，朱笔勾了七十人，墨笔改判十七人。改判的理由各异：证据不足、情有可原、疯癫、将功折罪、边地特殊……每一笔改判，旁边都有简短的批注。
裴楷整理案卷时，心中感慨。这一夜，他亲眼见证了何为“帝心所系”——那不是简单的批阅，而是对每一条人命的慎重，对每一份证据的推敲，对每一次量刑的权衡。皇帝看的不仅是案卷上的文字，更是文字背后的那个人，那个家庭，那段恩怨。
“将这些送回刑部。”司马柬声音带着疲惫，“勾决的，按制行刑前，需再核实身份，防止错杀。改判的，按批注执行，不得有误。”
“臣遵旨。”
裴楷抱着案卷退出两仪殿时，东方际已泛鱼肚白。新的一就要开始了，但对那九十三条人命中的某些人来，这一夜的审阅，决定了他们是死是生。
殿内，司马柬没有立即就寝。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寒风涌入，吹散令内烛火的烟气。远处，洛阳城的轮廓在晨曦中渐渐清晰。
他想起许多年前，自己第一次审阅死刑案卷时，老师杜预的话：“人命关，一念可决生死。为君者执此笔，当如执千钧。”
这些年，他从未忘记这句话。每一次勾决，都慎之又慎；每一次改判，都反复权衡。因为他知道，御案上的朱笔，落下去是血，提起来是命。
晨光渐亮，司马柬关上窗户。该歇息了，今日还有朝会，还有无数的政务。但这一夜审阅带来的沉重，不会很快消散。
他最后看了一眼御案上那些批阅过的案卷。那里有七十个将死之人，也有十七个获得生机之人。而他，作为这个帝国的最高裁决者，只能在这两者间，依据律法、证据、情理，做出他认为最恰当的判断。
这便是为君者的重担——在生死之间权衡，在法与情之间抉择，在无数饶命运交汇处，落下那一笔。而这一笔，必须公正，必须慎重，必须对得起地良心。
晨曦彻底照亮了两仪殿。司马柬吹熄最后一盏烛火，走向内室。而洛阳城，正在晨光中苏醒，开始了新的一。昨夜那八十七件案卷中的生死抉择，将化为一道道命令，传向帝国的四面八方，最终改变许多饶命运。
而这，只是开元十年正月，无数个治理决策中的一个。但正是这一个个慎重权衡的决策，构筑了这个帝国司法的脊梁，也定义了一位明君对“人命关”这四个字的理解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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