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撞开驾驶室门的那一刻，整辆公交车发出一声沉闷的、仿佛从锈蚀骨节里挤出来的呻吟——不是金属摩擦的尖啸，而是某种更古老、更钝重的叹息，像一具被钉在铁轨上三十年的躯体，突然睁开了眼。
车门没有机械臂的延时，没有感应器的微光闪烁，它只是在我指尖距门框尚有三寸时，无声滑开。滑得极顺，极冷，仿佛这扇门本就等我多年，只待我抬手一触，便自动卸下所有防备。门缝裂开的瞬间，一股陈年尘味裹着铁锈腥气扑面而来，不是车厢里常见的汗渍、塑料老化与廉价香薰混杂的浊气，而是一种干涸的、带灰烬余温的“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耳道深处血管搏动的回响。
驾驶座空着。
不是寻常的空：座椅未塌陷，安全带垂落如初，方向盘中央的喇叭盖完好无损，连仪表盘上那枚的、印着“沪联公交”红字的塑料贴纸都纹丝未动。可这空，是被精心擦拭过的空，是被时间刻意剔除过饶空。我伸手按向座椅靠背——指尖触到一层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灰膜，不粘手，却像一层凝固的呼吸，在我指腹离开的刹那，灰膜竟微微颤动，仿佛底下有活物正屏息吞咽。
然后我看见了那条围巾。
灰的。不是工业染色的灰，是旧棉线反复浆洗、暴晒、又经数十年阴潮浸润后沉淀出的灰——灰中泛青，青里透褐，像一块风干的人皮。它随意搭在方向盘上，松垮，慵懒，却诡异地绷着一股力道，仿佛刚被人取下，还留着体温的余韵。围巾末端垂落，不偏不倚，直直坠入油门与刹车踏板之间的窄缝里。那缝隙窄得仅容一根手指插入，可围巾末端却像被无形之手牵引，深深楔入其中，布料边缘甚至微微卷曲，仿佛已在那里蛰伏多年，静候一个掀动它的动作。
我蹲下身。
膝盖压过地面时，听见几声细微的“咔”，像是枯枝折断，又像某种甲壳类生物在暗处碎裂。我屏住呼吸，左手撑住驾驶台边缘，右手探入踏板缝隙。指尖触到围巾布料的刹那，一股刺骨寒意顺着指甲缝钻进骨头缝里——不是冷，是“失温”，是活物骤然被抽走所有热量后的真空福我猛地攥住围巾一角，向上一掀。
围巾离位。
踏板下方，赫然压着一张照片。
它被踩得极实，四角微微卷起，边缘已脆化发毛，轻轻一碰便簌簌掉渣。我用拇指与食指最轻的力道将它拈起——照片离地三厘米时，我听见“嘶啦”一声极细的裂响，不是纸张撕裂，倒像什么薄薄的膜被强行揭起。
黑白。
不是数码复刻的冷调灰，是真正的银盐胶片褪色：背景深灰如铅云压顶，人物轮廓却浮着一层幽微的、蜡质般的光泽。五人并排站在一处公交站台前。站牌歪斜，铁架锈迹斑斑，顶端悬着一块木制站牌，字迹模糊难辨，唯独右下角一行字清晰如刀刻：“113路·终末站”。
四张脸，清晰得令人心悸。
左一是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袖口挽至臂，露出结实的腿肌肉，他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左二是个扎羊角辫的女孩，约莫十岁，手里攥着半根冰棍，糖水正顺着她手腕往下淌，在照片上凝成一道褐色细线；中间是位戴圆框眼镜的老者，双手拄着乌木拐杖，镜片后目光沉静，嘴角却绷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左四是个穿的确良衬衫的青年，头发梳得油亮，正微微侧头，似乎在听谁话，耳垂上一颗黑痣清晰可见。
而最右那人——
他穿着一身灰布衫。
不是围巾那种陈年灰，是新裁的、浆洗得硬挺的灰，领口扣得严丝合缝，袖口磨出了毛边，却依旧挺括如龋他站得最直，肩膀微耸，像一截被钉进水泥地里的旧钢筋。可他的脸……
被刮了。
不是撕掉，不是烧毁，是刮。用钝器，反复地、耐心地、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恨意刮。照片表面覆着一层薄薄的银盐层，而那层银盐，在他面部区域已被彻底刮去——颧骨、鼻梁、眉弓、下颌线，全成了混沌的毛玻璃状白雾。雾中隐约透出底下的纸基纤维，像被砂纸打磨千遍的朽木。可就在那片惨白废墟的正中央，一点铜色，固执地亮着。
一枚校徽。
铜质，圆形，直径约两厘米。徽章中央是一本摊开的书，书页上蚀刻着三个繁体字：“明德直。书册两侧，各缠一条麦穗，麦芒根根分明，竟未被刮损分毫。它别在他灰布衫的第二颗纽扣上方，位置精准得如同用尺子量过。铜面氧化发暗，却仍泛着幽微的、内敛的光，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我认得。
不是凭记忆，是凭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震颤。
那灰布衫的剪裁——左肩比右肩低三分，因为父亲少年时摔断过锁骨，接骨后留下微畸；那铜徽的磨损痕迹——右下角有一道细长划痕，是我七岁那年，用刀偷偷刻上去的“爸”字，后来被他发现，只叹口气，拿砂纸磨平了，却没舍得换掉。
是他。
我父亲。
林振国。
1987年10月17日，晚21:43分，113路末班车自西郊枢纽站发车，途经七站，终点为“青龙潭”。此后再无此车次报站记录，无调度日志，无乘客投诉，无车辆回库。仅存一张手写调度单，墨迹洇开，最后一行写着：“113路·终末班·载客x5——林振国（驾）”。
而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日傍晚18:12分。
我掏出手机，指尖发抖，却强迫自己对准照片——闪光灯亮起的刹那，异变陡生。
照片上那片被刮花的面部白雾，竟在强光下缓缓流动起来！不是反光，是雾本身在旋转、聚拢、拉伸——像一滴墨落入清水，又像一缕魂被强光逼出形骸。雾中浮出半张脸：眉骨高耸，鼻梁窄直，下唇有一道浅浅的旧疤……和我镜子里的脸，重叠了七分。
我猛地抬头。
后视镜里，我的脸还在。
可镜中我的左耳后，赫然多出一道新鲜的、血线般细长的刮痕——正缓缓渗出血珠，温热，鲜红，一滴，坠落在方向盘皮革上，绽开一朵微的、妖异的梅。
我转身扑向车厢。
空的。
所有座椅空着，扶手空着，窗玻璃空着。可每一处空，都像被填满了“注视”。我经过第三排左侧座位时，椅垫凹陷处残留着一个人形压痕，边缘还泛着微潮——不是汗，是某种半透明的、胶质状的湿痕，凑近嗅，有雨后坟土与铜锈混合的腥甜。我伸手抹去，指尖沾上的湿痕竟在空气中迅速变硬，结成一片薄薄的、琥珀色的膜，膜下，隐约浮现出半枚模糊的指纹——指腹纹路，与我右手食指，完全一致。
我冲向车尾。
车厢尽头，那扇通往车顶检修口的暗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线幽绿微光，像深井水面浮动的磷火。我推开门——梯子锈蚀不堪，每级横档都覆着厚厚一层青灰色霉斑，霉斑表面，密密麻麻嵌着无数细的、半透明的虫卵，卵壳薄如蝉翼，内里蜷缩着米粒大的黑点，正随着我的呼吸节奏，极其缓慢地……搏动。
我踏上第一级梯子。
脚下传来“咯吱”一声，不是木头断裂，是某种硬物被踩碎的脆响。低头，梯级边缘散落着几片灰白碎屑——是照片上被刮下来的银盐层。它们并未化为齑粉，而是凝成细的、棱角锋利的结晶，在幽绿微光下折射出无数个扭曲的、正在刮擦人脸的我的倒影。
我停住。
整辆车，忽然开始轻微震动。不是引擎启动的轰鸣，是车身骨架在呻吟，是铆钉在松动，是铁皮在膨胀收缩——像一具沉睡的巨兽，正缓缓舒展它锈蚀的脊椎。
而就在这震动的间隙里，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来自车厢，不是来自车外。
是来自我自己的胸腔内部。
一种低沉、平稳、带着老式广播喇叭特有电流杂音的男声，正从我肋骨之间，一字一句，清晰响起：
“……113路，终末班……乘客已清……车门关闭……”
“……驾驶员林振国……确认在岗……”
“……请所有未下车者……抓紧扶手……”
“……下一站——青龙潭。”
我低头。
自己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不知何时，已悄然换成了另一只手——骨节粗大，指腹厚茧，指第二节有一道陈年旧疤。那只手，正稳稳搭在方向盘上，五指缓缓收拢，指节泛白，仿佛正将整辆失控的列车，牢牢攥在掌心。
而我的左手，正不受控制地，伸向那条垂落的灰围巾。
指尖，已触到围巾末端。
那灰，正顺着我的脉搏，一寸寸，向上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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